如题所述
王安石人家称他是“拗相公”就是说他的为人、作文，所持观点每每与人不同，而且有其独到之处。他的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仁宋时上万言书，主张变法，未被采纳，待神宗即位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力陈各项弊端，要求变法，力图通过整军理财以求新法实行。
使许多平民百姓得到好处。他主张推行的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和豪强们的特权，使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害。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使新政推行受到阻碍，以致二次被罢相，退居金陵。
新政的所以失败，主要是政治上阻力深重，同时新政本身也由于先天不足。再加上他性格固执以及用人失当，有些人乘机发财，不是改革而是在弄权，这是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这些都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结果仍然使老百姓受害。
他的《答司马谏议书》是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作者收到司马光第二封信的回信，表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驳斥了对方的责难，批判了士大夫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恤国事的保守思想。并且不顾众人的反对，言简意赅，立场鲜明，理足气盛，体现了王安石劲悍的文风。也许是他固执己见，不接受别人的劝告，因此人家便称其为“拗相公”的由来也未可知？
这封信与司马光给王安石洋洋洒洒三千言的长信同是历代传诵的名家书信。神宗卒，他认为知音巳去，怏怏不知所终，隔了一年他自己也就逝世了。他实在是个“儒家中的改革派，官场中的读书人”！这是站在文学角度上对他的评价。
荆公的诗不尚华丽，却肌骨丰满，能“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在宋诗中有其—定的地位。他写的词虽然不多，但意境开阔，而且感慨深沉，语言精炼。但有些诗文，又常常议论说理的成分过重，缺少形象性和韵味。并且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在退居金陵以后，其所筑住宅，不设墙垣，仅蔽风雨而巳，后来更舍宅为寺。这也是他“拗”劲的具体表现。试问古今中外能有几人达到如此境界？在他罢相之后，许多曾经在他门下任事而发迹的人，都纷纷远避，唯恐祸及自身，有些翻复之徒还进谗诋谤，甚至落井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