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建立的农民政权,与明朝并立。1643年在武昌初建。1644年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称帝,正式建立政权,年号大西。辖有四川省大部。
1646年清军攻入四川,张献忠牺牲,由其义子孙可望继统大西军余部。大西军后辖有云、贵两省及四川省的一部,其政权组织后一度改称兴朝。采取联明抗清战略后,孙可望接受了南明的藩封,同时取消了独立的国号,大西军及其政权成为南明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更成为南明抗清事业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实际核心力量。
大西政权的历任最高领导人是:
太祖高皇帝 张献忠(年号大西);
兴朝帝后主 孙可望(年号兴朝)。
大西政权的败亡
张献忠攻入成都的时候,清军已经入关四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尚在苦守山西,南京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奉立小福王监国,天下正在混乱中。
但张献忠没能抓住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他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并没能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反而因为率性妄为,残忍嗜杀失尽了民心,也摧毁了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
明朝残余力量因为他不留余地的杀降杀俘政策而被迫拼死抵抗,并与南明福王政权取得联系,获得了正统地位;地方上稍有些力量的强者,也总是试图反抗他。
纵观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说,他虽然在谋士们的劝导下,也曾一时心血来潮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在这方面迈出了脚步,但骨子里,他仍然只是个“流贼”,信奉的还是罗汝才式的流寇理论:“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张献忠在那个纷繁动乱的时代里,不是一个具有帝王风范的领袖。他最喜欢采用的手段就是杀人,而只会杀人的皇帝,老百姓是不喜欢的。
张献忠攻陷重庆之后,随即向成都进军,并未留多少兵力守城。防守长江的明将曾英,尾随其后,于一六四五年初占领了重庆,川东溃散的明军士兵和难民纷纷归附他,重庆一时成为川东抵抗张献忠的旗帜。
对此,大西政权当然不能忍受。二月间,张献忠派刘文秀率兵三万再次攻打重庆,进抵合川,据多功城为营。多功城是南宋威抵抗蒙元而建的堡垒要塞,今属重庆渝北区。
十八日,刘文秀在此兵分两路,陆路攻佛图关,水路自嘉陵江而下,夹攻重庆。曾英得知情报后,先将老弱难民送往涪州,只留下精锐部队,准备与刘文秀决死一战。他以于大海防守嘉陵水路,在沙坪龙门设防,张天相防守佛图关陆路,并再三叮嘱这两路不得出战,任务是把刘文秀牢牢钳制住。
随后,他亲率五百轻骑兵,绕道潜出多功城。刘文秀轻敌,疏于防备,多功城被一举攻破,断了后路。曾英随即取大西军旗帜,沿嘉陵江急行,与于大海合击刘文秀主力于沙坪龙门。
当时的古战场,即在今重庆沙坪坝与石门之间一段江面上,江中有石矶两座,分水路为三,在此下游,还有数里长的鹅卵石滩涂伸入江中,在二月枯水季,与嘉陵南岸之间仅间隔数十米。
余大海以竹笼装卵石,沉入江中为堰,并以竹索、铁链横截南北,隔断嘉陵水路,自率水陆军在石矶和两岸设防抵抗。刘文秀至此后,顿兵不下。曾英遂伪装大西军,自背后突袭,于大海也趁机以水陆两路夹攻,刘文秀大败而逃,舰船损失殆尽。
曾英随即又挥师击败陆路大西军于亭溪。这是张献忠军自入川以来,遭受到的最大失败。
自成都逃出的参将杨展,也收集旧部数千人,于三月初六,自永宁攻叙州,以守备马应试偏师夜渡雪滩头,次日晨与大西军战于南岸,生擒两千余人,大西军溺死无数,南明军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但杨展随即被张献忠派来的孙可望击败,退到鱼腹关自守。
张献忠的处境也逐渐开始不妙起来。李自成在清军多铎的进攻下,放弃西安南下进入湖广。四月间,李自成留在陕北的部队在李过、高一功率领下,放弃延安、榆林南下,自川东北南下湖广追赶李自成主力,这支部队一路攻陷川东北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大西政权的东北方门户洞开。
此时张献忠更加暴躁,遣兵四出屠戮,称之为“草杀”,作放弃四川的准备。
保宁等大城市相继被屠城,成都市民也被有计划地分批屠杀,大西军以人手验功,在验功的地方,人手堆积如山。甚至有些大西军的将士,因为实在不忍心下手,干脆自己自缢身亡或逃走。
张献忠的总兵温自让率百余骑兵逃跑,其全家被杀,温有个小儿子,粉白可爱,张献忠在孩子周身烙上万字符,称为“锦孩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遭剥皮而死,全家被屠。
被派出担任“草杀”任务的各路部队,都不敢把杀人数据报得太低,为了让张献忠高兴,大兴浮夸风。孙可望报杀男子五千五百八十余万,杀女子九千二百万;刘文秀报杀男子九千五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万;李定国报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万;艾能奇报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九十六万……累计数约六亿八千万人。
所以清人编撰的《明史•流寇志》说大西军,“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据显然是浮夸的,但浮夸的根源,还不在于清人,而在于大西军上下因畏惧张献忠而编造的数据。后世所谓清人“诬蔑”张献忠之说,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为例,认为当时四川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并进而推论连“张献忠屠四川”都是清人的栽赃。
编《明史》的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毋庸置疑,在感情上当然会有所偏向,但他对于《明史》的编撰还是比较客观的,所言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所依据,这些数据虽然不可信,但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的来历,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
把周边破坏得差不多后,张献忠先生准备离开成都,嫌自己的兵们拖家带口太累赘,杀!嫌老弱病残人马太多,杀!连自己的家口也不放过,趁醉酒把自己的幼子扑杀,醒来又以姬妾人等不劝阻为由将这帮人也杀了……
八月中,他隳成都城,焚蜀王宫,还烧掉了残存的民房,凡石柱亭栏也在其中,过大难毁者,聚柴草焚烧。成都中园有梨花数千株,每年三月三到此游赏,已是成都风俗,但这些梨树也没能躲过这一劫,被当作柴火烧掉了。
史书评价道:“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毁灭成都后,带兵北上,攻陷顺庆,屠杀顺庆居民五六十万人,并宣示城中,称四川人为“蜀獠”,说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屠之。
张献忠将刘进忠屯于保宁,所部多是川兵,听说张献忠尽屠川兵,都很惶恐,刘进忠就带着部队叛变,走投无路之下,听说清军已到汉中,便投降了清军。
五月中,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余部陷入混乱,清廷遂以肃亲王豪格替代阿济格,统帅追击李自成的这支部队,转进汉中,准备入川消灭张献忠。刘进忠投降后,豪格便以他为向导,南下进川。
十二月十一日,清军探知张献忠屯兵于西充凤凰山,潜兵偷袭。这天清晨大雾,清将鳌拜率所部登山,张献忠部下发现敌情,向他汇报,他轻蔑地说:“摇黄贼耳!”将报信的人斩首,不相信清军来得这么快。
直到清兵已到营门,他才穿着飞龙蟒半臂,也不披甲,腰边随便插着三支箭,嘴里还咀嚼着早饭,带几个人出帐查看敌情。当时清军前锋与他只隔一条溪流,他着装太明显,立刻被担任清军向导的刘进忠发现,刘随即指示鳌拜手下蒙古章京雅布兰:这就是张献忠!
雅布兰抽箭射之,张献忠咽喉中箭落马而死。清军大呼“献贼死矣”,大西军群龙无首,大乱,孙可望等人用锦被包裹张献忠的尸体,草草将他埋葬,然后率残部突围向东逃走。
清军清理战场,发现了张献忠的尸体,将他挖出斩首,后悬挂于成都北门示众。
一代枭雄,就这样草草落幕了。他只比李自成多活了半年,这一年,是农历乙酉年,西历一六四五年。
清军击杀张献忠后,慕名进入已不成其为一个城市的废墟成都,可这个曾经的锦绣都市,在战略上,经济上都失去了价值——如今连来自异域的落后民族也觉得没有兴趣占有她了,清军随即退出成都城,向东追击张献忠残部。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部沿江东走,后折入贵州,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也觉惶惶。
李定国、艾能奇都提议和南明政权合作,而南明唐王也表示出合作的姿态,称:“献忠所害者,兄弟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
一天艾能奇问汪兆龄:“现在老万岁死了,我们该怎么办?”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道:“将军们照旧行事不好么?”艾能奇大怒道:“老万岁在成都,你当宰相,不能辅佐他治国,一味劝他杀人,以致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已到如此地步,你还要劝我们做‘贼’!”即拔刀杀掉了汪兆龄,这一段对话,也客观反映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
随后,四个养子分掉了张献忠的军队,进入贵州,在名义上投降了南明政权。
从此,这些内战英雄又走上了民族的战场。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中,孙可望投降了清朝,并引导清军攻击自己曾经的义兄弟们;艾能奇、刘文秀先后病死,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有李定国,在南明永历帝的旗号下,和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也一度取得了击杀清军敬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这样的辉煌胜利。
但时代的大幕既已落下,仅仅靠一两个英雄的奋战,又能改变什么呢?
一六六一年,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南明永历政权覆没。
次年,也就是康熙元年的六月十一日,李定国闻知永历被吴三桂杀死于昆明,他本已重病,仍仰天大哭,吐血数升,二十七日,那个时代的最后一颗名将之星,陨落在南蛮异域,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任死荒郊、勿降也!”
这一年,李定国才四十二岁。
大西就这样的走完了他的历史....
1646年清军攻入四川,张献忠牺牲,由其义子孙可望继统大西军余部。大西军后辖有云、贵两省及四川省的一部,其政权组织后一度改称兴朝。采取联明抗清战略后,孙可望接受了南明的藩封,同时取消了独立的国号,大西军及其政权成为南明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更成为南明抗清事业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实际核心力量。
大西政权的历任最高领导人是:
太祖高皇帝 张献忠(年号大西);
兴朝帝后主 孙可望(年号兴朝)。
大西政权的败亡
张献忠攻入成都的时候,清军已经入关四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尚在苦守山西,南京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奉立小福王监国,天下正在混乱中。
但张献忠没能抓住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他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并没能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反而因为率性妄为,残忍嗜杀失尽了民心,也摧毁了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
明朝残余力量因为他不留余地的杀降杀俘政策而被迫拼死抵抗,并与南明福王政权取得联系,获得了正统地位;地方上稍有些力量的强者,也总是试图反抗他。
纵观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说,他虽然在谋士们的劝导下,也曾一时心血来潮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在这方面迈出了脚步,但骨子里,他仍然只是个“流贼”,信奉的还是罗汝才式的流寇理论:“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张献忠在那个纷繁动乱的时代里,不是一个具有帝王风范的领袖。他最喜欢采用的手段就是杀人,而只会杀人的皇帝,老百姓是不喜欢的。
张献忠攻陷重庆之后,随即向成都进军,并未留多少兵力守城。防守长江的明将曾英,尾随其后,于一六四五年初占领了重庆,川东溃散的明军士兵和难民纷纷归附他,重庆一时成为川东抵抗张献忠的旗帜。
对此,大西政权当然不能忍受。二月间,张献忠派刘文秀率兵三万再次攻打重庆,进抵合川,据多功城为营。多功城是南宋威抵抗蒙元而建的堡垒要塞,今属重庆渝北区。
十八日,刘文秀在此兵分两路,陆路攻佛图关,水路自嘉陵江而下,夹攻重庆。曾英得知情报后,先将老弱难民送往涪州,只留下精锐部队,准备与刘文秀决死一战。他以于大海防守嘉陵水路,在沙坪龙门设防,张天相防守佛图关陆路,并再三叮嘱这两路不得出战,任务是把刘文秀牢牢钳制住。
随后,他亲率五百轻骑兵,绕道潜出多功城。刘文秀轻敌,疏于防备,多功城被一举攻破,断了后路。曾英随即取大西军旗帜,沿嘉陵江急行,与于大海合击刘文秀主力于沙坪龙门。
当时的古战场,即在今重庆沙坪坝与石门之间一段江面上,江中有石矶两座,分水路为三,在此下游,还有数里长的鹅卵石滩涂伸入江中,在二月枯水季,与嘉陵南岸之间仅间隔数十米。
余大海以竹笼装卵石,沉入江中为堰,并以竹索、铁链横截南北,隔断嘉陵水路,自率水陆军在石矶和两岸设防抵抗。刘文秀至此后,顿兵不下。曾英遂伪装大西军,自背后突袭,于大海也趁机以水陆两路夹攻,刘文秀大败而逃,舰船损失殆尽。
曾英随即又挥师击败陆路大西军于亭溪。这是张献忠军自入川以来,遭受到的最大失败。
自成都逃出的参将杨展,也收集旧部数千人,于三月初六,自永宁攻叙州,以守备马应试偏师夜渡雪滩头,次日晨与大西军战于南岸,生擒两千余人,大西军溺死无数,南明军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但杨展随即被张献忠派来的孙可望击败,退到鱼腹关自守。
张献忠的处境也逐渐开始不妙起来。李自成在清军多铎的进攻下,放弃西安南下进入湖广。四月间,李自成留在陕北的部队在李过、高一功率领下,放弃延安、榆林南下,自川东北南下湖广追赶李自成主力,这支部队一路攻陷川东北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大西政权的东北方门户洞开。
此时张献忠更加暴躁,遣兵四出屠戮,称之为“草杀”,作放弃四川的准备。
保宁等大城市相继被屠城,成都市民也被有计划地分批屠杀,大西军以人手验功,在验功的地方,人手堆积如山。甚至有些大西军的将士,因为实在不忍心下手,干脆自己自缢身亡或逃走。
张献忠的总兵温自让率百余骑兵逃跑,其全家被杀,温有个小儿子,粉白可爱,张献忠在孩子周身烙上万字符,称为“锦孩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遭剥皮而死,全家被屠。
被派出担任“草杀”任务的各路部队,都不敢把杀人数据报得太低,为了让张献忠高兴,大兴浮夸风。孙可望报杀男子五千五百八十余万,杀女子九千二百万;刘文秀报杀男子九千五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万;李定国报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万;艾能奇报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九十六万……累计数约六亿八千万人。
所以清人编撰的《明史•流寇志》说大西军,“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据显然是浮夸的,但浮夸的根源,还不在于清人,而在于大西军上下因畏惧张献忠而编造的数据。后世所谓清人“诬蔑”张献忠之说,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为例,认为当时四川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并进而推论连“张献忠屠四川”都是清人的栽赃。
编《明史》的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毋庸置疑,在感情上当然会有所偏向,但他对于《明史》的编撰还是比较客观的,所言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所依据,这些数据虽然不可信,但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的来历,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
把周边破坏得差不多后,张献忠先生准备离开成都,嫌自己的兵们拖家带口太累赘,杀!嫌老弱病残人马太多,杀!连自己的家口也不放过,趁醉酒把自己的幼子扑杀,醒来又以姬妾人等不劝阻为由将这帮人也杀了……
八月中,他隳成都城,焚蜀王宫,还烧掉了残存的民房,凡石柱亭栏也在其中,过大难毁者,聚柴草焚烧。成都中园有梨花数千株,每年三月三到此游赏,已是成都风俗,但这些梨树也没能躲过这一劫,被当作柴火烧掉了。
史书评价道:“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毁灭成都后,带兵北上,攻陷顺庆,屠杀顺庆居民五六十万人,并宣示城中,称四川人为“蜀獠”,说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屠之。
张献忠将刘进忠屯于保宁,所部多是川兵,听说张献忠尽屠川兵,都很惶恐,刘进忠就带着部队叛变,走投无路之下,听说清军已到汉中,便投降了清军。
五月中,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余部陷入混乱,清廷遂以肃亲王豪格替代阿济格,统帅追击李自成的这支部队,转进汉中,准备入川消灭张献忠。刘进忠投降后,豪格便以他为向导,南下进川。
十二月十一日,清军探知张献忠屯兵于西充凤凰山,潜兵偷袭。这天清晨大雾,清将鳌拜率所部登山,张献忠部下发现敌情,向他汇报,他轻蔑地说:“摇黄贼耳!”将报信的人斩首,不相信清军来得这么快。
直到清兵已到营门,他才穿着飞龙蟒半臂,也不披甲,腰边随便插着三支箭,嘴里还咀嚼着早饭,带几个人出帐查看敌情。当时清军前锋与他只隔一条溪流,他着装太明显,立刻被担任清军向导的刘进忠发现,刘随即指示鳌拜手下蒙古章京雅布兰:这就是张献忠!
雅布兰抽箭射之,张献忠咽喉中箭落马而死。清军大呼“献贼死矣”,大西军群龙无首,大乱,孙可望等人用锦被包裹张献忠的尸体,草草将他埋葬,然后率残部突围向东逃走。
清军清理战场,发现了张献忠的尸体,将他挖出斩首,后悬挂于成都北门示众。
一代枭雄,就这样草草落幕了。他只比李自成多活了半年,这一年,是农历乙酉年,西历一六四五年。
清军击杀张献忠后,慕名进入已不成其为一个城市的废墟成都,可这个曾经的锦绣都市,在战略上,经济上都失去了价值——如今连来自异域的落后民族也觉得没有兴趣占有她了,清军随即退出成都城,向东追击张献忠残部。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部沿江东走,后折入贵州,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也觉惶惶。
李定国、艾能奇都提议和南明政权合作,而南明唐王也表示出合作的姿态,称:“献忠所害者,兄弟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
一天艾能奇问汪兆龄:“现在老万岁死了,我们该怎么办?”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道:“将军们照旧行事不好么?”艾能奇大怒道:“老万岁在成都,你当宰相,不能辅佐他治国,一味劝他杀人,以致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已到如此地步,你还要劝我们做‘贼’!”即拔刀杀掉了汪兆龄,这一段对话,也客观反映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
随后,四个养子分掉了张献忠的军队,进入贵州,在名义上投降了南明政权。
从此,这些内战英雄又走上了民族的战场。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中,孙可望投降了清朝,并引导清军攻击自己曾经的义兄弟们;艾能奇、刘文秀先后病死,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有李定国,在南明永历帝的旗号下,和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也一度取得了击杀清军敬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这样的辉煌胜利。
但时代的大幕既已落下,仅仅靠一两个英雄的奋战,又能改变什么呢?
一六六一年,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南明永历政权覆没。
次年,也就是康熙元年的六月十一日,李定国闻知永历被吴三桂杀死于昆明,他本已重病,仍仰天大哭,吐血数升,二十七日,那个时代的最后一颗名将之星,陨落在南蛮异域,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任死荒郊、勿降也!”
这一年,李定国才四十二岁。
大西就这样的走完了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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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9-19
都是取‘’应天顺民‘’的意思,两人有共同目标。
第2个回答 2012-09-19
为了收拢李自成手下的十力,割据一方。
第3个回答 2012-09-19
都是高迎祥手下,都被称为闯将。
可能跟这有关系吧。
可能跟这有关系吧。
第4个回答 2012-09-19
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