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楚国渊源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2、楚国的历史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江、汉之间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著民族。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说:“此土著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子所谓之‘南人’、‘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著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迁徙。 从土著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3、楚国和屈原
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衷的过程。
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有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他又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一气之下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入楚,用重金通过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几次兴兵伐秦,都大败而归,只得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修复楚、齐关系。
楚国(924~960) 十国之一
公元924年,马殷建立楚国,定都长沙。始于楚国武穆王马殷,止于马希崇,共传六帝,分别是马殷、马希声、马希范、马希广、马希萼,延续56年。乾宁元年(894),马殷进军邵州,被授为潭州刺史。随后,马殷打败刘全义部,占领宜州、桂州、柳州、严州、象州等五州,自号楚王。天成二年(927),唐明宗封马殷为楚王。马殷建国后,设百官,改潭州为长沙府,仿效朝廷体制。统治时期,重用高郁,使国家强盛。楚国末年,马希崇不理朝政,被南唐所灭。重大事件有徐温杀主。
4、楚王世系
(前740年-前228年)
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楚灵王
-楚平王-楚昭王-楚惠王-楚简王-楚声王-楚悼王-楚肃王
-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
-楚哀王
-楚王负刍
5、楚国文化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2、楚国的历史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江、汉之间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著民族。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说:“此土著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子所谓之‘南人’、‘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著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迁徙。 从土著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3、楚国和屈原
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衷的过程。
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有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他又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一气之下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入楚,用重金通过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几次兴兵伐秦,都大败而归,只得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修复楚、齐关系。
楚国(924~960) 十国之一
公元924年,马殷建立楚国,定都长沙。始于楚国武穆王马殷,止于马希崇,共传六帝,分别是马殷、马希声、马希范、马希广、马希萼,延续56年。乾宁元年(894),马殷进军邵州,被授为潭州刺史。随后,马殷打败刘全义部,占领宜州、桂州、柳州、严州、象州等五州,自号楚王。天成二年(927),唐明宗封马殷为楚王。马殷建国后,设百官,改潭州为长沙府,仿效朝廷体制。统治时期,重用高郁,使国家强盛。楚国末年,马希崇不理朝政,被南唐所灭。重大事件有徐温杀主。
4、楚王世系
(前740年-前228年)
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楚灵王
-楚平王-楚昭王-楚惠王-楚简王-楚声王-楚悼王-楚肃王
-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
-楚哀王
-楚王负刍
5、楚国文化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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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3-06
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西溯江而上扩展到今四川东端,向北溯汉水而上扩展到今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沿淮水和江水扩展到今河南东南、安徽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南部、江苏、浙江一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03-06
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西溯江而上扩展到今四川东端,向北溯汉水而上扩展到今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沿淮水和江水扩展到今河南东南、安徽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南部、江苏、浙江一带。
春秋早期,若敖之孙熊眴(蚡冒)开启濮地。熊眴卒,其弟熊通杀其子代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春秋早期,若敖之孙熊眴(蚡冒)开启濮地。熊眴卒,其弟熊通杀其子代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参考资料:
第3个回答 2008-03-07
湖南、广西、四川、重庆
第4个回答 2008-03-06
楚国
最早的国、都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从丹阳迁到郢。
最早的国、都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从丹阳迁到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