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百家姓中的党是怎麽来的

一、姓氏字源：
追探起“党”字的本意和来历，“党”字在古代是一个贬义词，指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集团，由此衍生出偏袒之义如“党同伐异”和“父党”、“妻党”之意。党的繁体由“尚”和“黑”组成，说明不是光明正大的。“党人”是“小人”的同义词。中国古代文人学者把“人”分为三类：君子、小人、俗人。关于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孔丘、孟柯、朱熹等历代“子”字辈高人，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大文豪欧阳修曾还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党朋论》。
古人云：“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有共同利益的小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组成一个集团，这样的集团就被称为“党”。现代汉语中还残留了一些含有“党”字古意的词语，比如“死党”、“恶党”、“结党营私”等。因为商人是重利的，违背了“君子重义”原则，所以在古代中国，商人历来都被认为是小人，经商牟利也被认为是小人行为。古人以为当官者必须具有君子风范，商人属于小人类，因此没有政治地位，在朝廷中得不到重用，绝少能当大官。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党人”事件。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士大夫和官僚们遭排挤不得志，只好聚在一起发牢骚骂时政，当时称之为“清议”。宦官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成为暴发户后，对那些平时看不起他们，甚至把他们蔑称为“刑余之人”的士大夫深恶痛绝。宦官向汉桓帝告发士大夫们沆瀣结党，诽谤朝廷，向全国通令逮捕“党人”，前后共有数千“党人”被捕。汉桓帝下诏将这些“党人”革官归里，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连党人的门生、故人、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亲属，也遭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上的“党锢事件”。
宋徽宗时期，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这些党人的亲朋子弟也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明神宗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权，士大夫官僚又遭排挤，他们不免又聚在一起“清议”，讽议朝政，评人论物。魏忠贤给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周围的失意旧官僚文人，扣上“东林党”的帽子，搜捕治罪。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均被迫害致死，其它东林党人也被列榜，布告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入党人名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名誉。上面“党人”、“元佑党”、“东林党”中的“党”均是贬义词。中国古代把重利轻义的小人集团称为“党”，所以古代的民间团社没有人把自己称为“党”的。在古代，大一些的团体称“会”，小一些的团体称“社”，比如同乡会、哥老会、会馆、诗社、画社等。现代汉语也还有一些词沿用“会”和“社”的古意，比如学会、协会、出版社、通讯社、书画社等等。
古来中国一直崇尚君子不结党。《论语》说：“君子不党”；《墨子》说“不偏不党”；《书经》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则，王道正直”。朱熹把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评为君子的典范，赞他们：“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后来的历代帝王在大殿里也挂上“正大光明”的匾额，意在声明本帝志在君子，不近小人。中国古代为什么赞赏“君子不党”呢？因为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集团，就不得不考虑到集团的利益。一些自己本来不赞成的事，为了维护集团的声誉利益，只好装聋作哑，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所以一个人一旦加入了党派，他就很难做到真正的思想独立与正直，也自然被崇尚独立正直的君子所不齿。因此，中国古时的君子总是孤家寡人。然而中国的“君子不党”传统，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孤立的个人君子，往往敌不过小人的党派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小人掌权的时间远多于君子掌权的时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很容易被小人党派各个击破。
展开现在的各种媒体以及人们的日常口语中，党员、党委、党风、党报、党组织、党纪国法等等，都是常用语。“党”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圈里，无疑是一个褒义词。那么“党”字是什么时候由一个贬义词变成褒义词的呢？这还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最早的革命组织叫做“同盟会”、“兴华会”等，没有自称为“党”的组织。日本明治维新后，一切向西洋学习，但那时大部分日本人不通洋文，必须把洋书翻译成日本人能看懂的汉文。最让翻译们头痛的是洋书中一些汉文里没有的固有名词，比如“citizen”，“parliament”，“party”，只好凭自己的体会创制新词。日本人翻译本来不甚精通汉文，不知怎么就把“party”翻成了“党”，于是日本出现了“自由党”、“立宪党”等政治团体。当时清政府的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还曾经撰文嘲笑日本竟然出现了自称为“党”的组织。不过黄遵宪的笑声未落，中国也出现自称为“党”的政治组织。辛亥革命的革命家都是从日本维新变革的环境下出身，日本人用什么词，他们就用什么词。革命家们不仅把“总统”、“总理”、“书记”、“干部”等官名照搬进中国，还把“党”也带进了中国。于是中国就有了共产党、国民党等新词。
现在中国人似乎已完全接受日本人对“党”字的理解，忘记了中国古代“党”字的旧意。现在我们说的“党员”，已与古代的“党人”有完全相反的含义，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发展进程。象“同盟会”“九三学社”之类的称呼，感觉上就要好一些。如今，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把古代旧意中的“党”改称为“帮”。中国古代的“帮”是黑色、悔黯、暴力团伙的代称，与小人集团“党”的含义有很大不同。人们改造了这些词语的旧有范义，把“党派”改为“帮派”，把“结党营私”改为“结帮营私”，例如“四人帮”。
中国的政治传统根深蒂固，那些自以为是君子的人往往不合群，自傲不凡，孤芳自赏，做事不与别人“同流合污”。君子们历来推崇隐士，推崇谦让，不像西方的政客那样赤裸裸地竞争选票、咄咄逼人地争夺政权。中国君子的“不结党”原则和“谦让不争”风尚，自然让那些结党又不知谦让为何物的小人们处处占便宜。所以，君子和小人相斗，基本上还都是君子输，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需要改造的一个方面。
二、姓氏渊源：
1、源于姒姓，出自夏朝禹王的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
为夏王朝全族的子孙，所以历史上称党氏出自夏的后代。属于夏禹后裔的党氏世居党项。
2、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公族大夫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城为氏。
春秋时期，晋国公族大夫封邑于上党(今山西上党)，于是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党作为他们的姓氏。
3、源于任氏，出自黄帝小儿子禹阳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鲁国大夫党氏，相传是黄帝的小儿子禹阳的后裔，因为被封于党，其后人以党为氏，所以也称为党氏。
4、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党项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根据典籍《广韵》的记载，党氏本来是西北党项羌族姓氏，后来改为党氏。其中有个叫党耐虎的将军，就是出自此支党氏。
北方鲜郫族人有党氏。据史籍《路史》一书记载，鲜郫人也是黄帝的子孙，他们因为迁居到鲜郫山，而得到这个族名。
回族中的党氏，源自我国西夏党项族。在公元1038年，由党项人元昊建立了历时一百九十年之久的西夏国，一些党项族人逐步融于回回民族当中，故延用此姓氏。党氏回族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等地。
二、得姓始祖：夏禹。
党氏来源，根据史籍《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姬氏的后代。史籍史籍《姓氏考略》上记载，鲁大夫有党氏，是周的公族的后代。党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根据史籍《韵府郡玉》记载，夏禹氏的后代中，唐代有党芬、党进。而典籍《广韵》则记载，党氏原来是西羌姓氏，姚秦有将军党耐虎。
党氏有西羌的血统，早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一支位于今青海省境内的西党，党项族就是部落的后裔，根据史书的记载是夏禹的支裔，故党氏后人奉夏禹为党氏的得姓始祖。
三、迁徙分布：
党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不过在宋版《百家姓》中排位为第二百九十一位。
春秋时候，晋国有大夫被封到上党这个地方，其后代有的以地名作为姓氏，称为党氏，是今天党氏的一支起源。还有一支党氏也起源于春秋时候，那时后，鲁国有个大夫被封到党这个地方，他的后代也以封地名为姓氏，成为党氏的又一支来源。
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羌族中有姓党项的，后来和汉族融合通婚，学习汉族文化，接受了汉族单姓的习惯，就改为党氏。又有说古代北方有鲜卑族人，也有以党作为姓氏的，后来成为汉族党氏的一个来源。
党氏族人在明朝末期由山西曲沃县迁徙北流，现历廿世约二千余人散居两波小一扶来各里，南丰祠建于新丰，信庵建于中和，泰堂祠建于丽洞，南山祠建于南禄。光绪间陕西饥，南山子孙以祭祀余款乐助多金知县梁骝藻以惠普灾区题赠。
当代的党氏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其中以陕西、山东、山西、云南等地较为集中。其中，陕西韩城的党家村在秦陕大地的角落里熠熠生辉，近来年随着“民居瑰宝”的美誉声名鹊起。古时候，这里的人们盖起高堂广厦，筑起堡垒碉楼，坚守着自己的香火与财富；如今，他们的后代修缮墙垣，广纳游人，依然在这里坚守着祖先留下的屋宇，和行将淡漠的古风。
四、郡望堂号：
党氏望族出自冯诩。
1.郡望：
冯翊郡：汉武帝太初元年设置“左冯翊”的行政区，与“右扶风”和“京兆伊”合称“京畿三辅”。三国魏将左冯翊改为冯翊郡。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韩城以南、白水以东、渭水以北的地区。
2.堂号：
忠武堂：宋朝党进，因为征伐太原而有功劳，所以他被任命为忠武军节度使。他身形魁梧，忠心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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