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严格意义上讲，政事堂不能算是一个机构，它依然只是一个会议室，只不过国家政令俱出于此而已。但是玄宗时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这时候可以算是一个核心权力机构了。政事堂由会议室成为一个决策中心，进而成为真正的权力机构“中书门下”，根本原因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加强执行力，更好地让三省六部制发挥作用。
（隋朝最初的三省六部制，因避讳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故中书省称内史省；户部最初叫民部，李世民即位后避讳改称户部）
要解释政事堂的来龙去脉，必须要先讲三省六部制。自古相权掌握在一二权臣手中，权力过于集中，往往危及皇权。为使行政制度更完善，隋文帝始创三省六部制，将宰相权力一分为三，由内史省（唐称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尚书省下设吏部、民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避讳称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负责各项具体事务。三省长官内史令（唐称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这在当时而言，确实是相当先进的制度，对政令的合理性、程序的合法性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被唐朝沿用。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行政效率低下，情况就出在中书省和门下省。因为门下省有封驳权，对中书省草拟的政令一旦觉得不合理就可以驳回。如果按照正常流程，中书省的政令被门下省驳回，再退回中书省重新拟定，再到门下省，或许还会被驳回，几番上下，势必政令不畅，严重影响效率，尤其遇到门下、中书二省长官如果不和，更是会加剧这个现象。所以，不得已采用一个变通的方法，提高效率，政事堂制度应运而生。
政事堂，最初就是太宗朝决定设在门下省的一个会议室。由宰相们（中书、门下二省长官必然参与）共同对政务进行商讨，达成统一意见，再由中书省按照这个意见起草诏书，门下省盖章通过。因为是共同决策，中书门下二省长官中书令、侍中都认可，所以不存在反复驳回修改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接下来，参与政事堂会议的人选也是大有讲究。按照三省六部制的最初设定，宰相应该是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三人。但是因为李世民即位前曾任尚书令，后此职不再授予他人，加上尚书省体系庞大所以品级高，长官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从二品。而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仅为正三品，仅仅与六部尚书一样，如果由尚书左右仆射和中书令、侍中一起入政事堂，则按照品级，就该尚书省一家独大了。所以，通常惯例，尚书左右仆射不入政事堂（个别除外）。
自然是政事堂参会人员的只有中书令和侍中，但如果只有他们两人，一旦意见分歧，一对一无法做出决断。故而，皇帝会再选择其他官员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意思是与中书门下二省的三品长官共同议事），让他们共同入政事堂参与决策。这些人可能是中书、门下二省的副长官中书侍郎、门下，也可能是六部尚书、侍郎。或是其他官员。这些人与中书令、门下侍中共同组成了唐朝的宰相班子。
我之所以说政事堂不是一个机构，因为它只是一个临时会议场所。政事堂会议结束后，所有官员各回各家，处理本职的政务。不过政事堂后来产生了变化。
首先，最早的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因为门下省负责审核，所以早期门下省地位高于中书省。到了睿宗即位，武则天称制。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削减门下省的封驳权，故将政事堂由门下省改到中书省，自己的亲信中书令裴炎成为首席宰相。从此，中书省开始逐步凌驾于门下省之上。
更大的变化在玄宗在位时，当时玄宗采用了中书令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这可不是改个名字那么简单，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中书、门下二省联署办公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说中书门下是一个机构了。中书门下后来更是直接简称“中书”，门下省几乎沦为附庸。中书门下之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五房职权几乎与尚书省六部重合，自此尚书省地位更是江河日下，成为彻底的执行机构，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
之所以这样改革，是为了让权力更加集中。但也就是因此，唐玄宗后期开始，中书令执掌权柄，出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大权独揽的奸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