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这是外国文学区，老大不要把中国文学发进来好不好？
喧哗里落寞 孤寂中陶然
——读叶圣陶《隔膜》
徐彦利
《隔膜》作为叶圣陶的早期作品迥异于其后期的创作。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缔造者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为人生”色彩，试看他的几部名篇《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饭》等，均体现了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文研会的其他成员如鲁迅、沈雁冰、王统照等人一样，叶圣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做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讲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面且要改良这人生。”在文研会创建者们的心目中，文学应有它切实的功用，而绝不能作为服务于有闲阶层的消遣品。刻划人生改良人生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所以叶圣陶极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当仁不让地汇入早期“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1]文学成为他们手中的枪与剑，成为他们热切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下层社会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城镇小市民、知识分子是他擅长描写的对象，解放妇女为她们争取“人”的地位与权力，改造国民性，教育问题等等都是他用文学观照的对象。
然而《隔膜》是不同的。正如一生都在用文学战斗的鲁迅，除了大量高声呐喊的论战檄文，除了纵横天地说古论今的杂文，除了喻义深刻的《故事新编》，他还有《野草》。《野草》里那些令人费解的修辞与意象，那些不合乎逻辑的语法句式，那些不可捉摸匪夷所思的思想碎片，都是读者不可解的。然而作者似乎并不在意读者的判断力与接受力，他只是任意地写下去。《隔膜》之于叶圣陶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
阅读《隔膜》，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弥。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文章不长，几乎完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讲叙，只在大体的环境概括中，简单勾勒了三个场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说的框架。至于具体的情节波澜则并未展开，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旁枝末节，作者一开场的自述已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和主题。所以，这是一篇不太象小说的小说，若归入散文亦无不可。因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换文中的三个场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对话，文章的主题和基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依然成立，只是那样它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散文，与小说这一体裁的相隔也就太远了。这样古怪的小说，不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个现代文学的长河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相逢”——亲戚的书斋、“饮宴”——朋友的餐室、“闲聚”——众人喧闹的茶馆，这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系中提取出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是自己无法左右与选择的血缘关系，二是生活中接触较多可以互相照应的熟识关系，三是毫无瓜葛的陌路关系。三种关系一是天意给予的，二是自我选择的，三是难以称为关系的关系，它们几乎可以涵纳世上的一切交往，虽然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浓淡程度，不能绝对得同日而语，但它们给予叙述者的感觉却异常雷同、如出一辄，那就是——隔膜。相逢如何，不过是说意料之中你应我答的话，客套的寒喧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话，找一些掩饰尴尬填补沉默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说者只顾说了，似是尽了义务卸去责任，于是并不专心听答者的应对，对其几乎充耳不闻，答者也便跟着淡漠无味。交流在尴尬中阻塞了，象中间被筑起堤坝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畴中盘旋。饮宴又如何呢？与不相熟的人举杯叙情，即便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只是言不由衷的应酬而已，依是各怀了各的心，虚情假意一番。人头攒动吵嚷热闹的公共场合里，互相问好高声谈论，似是交情笃深一拍即合，却又毫在意对方，少了谁也不会被发现，多了谁也不会有人惊喜。讪笑、诽谤、滑稽、疏远象茫茫的雾气，吞噬了每一个个中之人，大家都在热烈的无聊着。三个场景概括要约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无所不在的寂寞，委实让人难以承受。
作者： 荇水荷风 2007-7-7 21:40 回复此发言
2 论文：评叶圣陶《隔膜》
只有面对自然，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景物，面对唯有自我的狭小空间时，人才是自由的适意的。“我觉得无聊了，我虽然在众人聚居的餐室里，我只是孤独。我就想起日间江中的风声，水声，多么爽快。倘若此刻逃出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听那爽快的音调，这样的孤独我很愿意。”无疑，作者是对照比较了两种孤寂。一是身边没有可以交谈的同类，只有独处的自我。一是高朋满座或是人声鼎沸中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交流的同道，权衡两种孤寂，作者宁愿回到前者，而不愿在后者的困窘中费尽心神。这不由让人想到顾城的一首诗——《远和近》。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的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隔膜》的简约化诗性注解，也可以算作一种更加感性的压缩节略。它们之间是可以互为解释互为印证的。同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遥远距离，同以人与物的距离作了参照。人与云的贴近讽刺了人与人的疏远，人竟然不能徜徉共处于同类之间，竟然不能心心相通互为感知，这是怎样可怕的一种处境啊！简直可以说是生为人类的一种悲哀。它远远超过了普通意义上的孤独，超越了古人诗中吟咏的寂寞。南唐词人冯延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词曰，“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形神毕肖地刻划了一个月下伫立的寂寥之人。深林窈窈风鼓衣袂，没有可以对酌的亲人，没有可以谈笑风生的朋友，新月无知，凭你去留，它只是一成不变万古长存地悬挂着，保持着想相的姿势与作息，毫不解旅人的孤苦郁闷，这是令人不由自主黯然销魂的场面。然而与《隔膜》的三个场面相比，它却显得有些诗意而畅快。毕竟，独处时无人打扰，无需言不由衷相互敷衍，古人的寂寞在今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优雅与陶醉，古人要摆脱的孤寂成为今人刻意追求的自由，真象轮回里一个难解的玩笑。
《隔膜》写了人的荒诞处境，写了人日常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方式，与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形形色色的食物艺术家却丝毫没有咀嚼的欲望，在食物的泛滥与包围中，他没有发现可以吃得下去的东西，肠胃绞痛地空转着，濒于毁灭。同样，隔膜也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无奈境遇。尽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互不在乎，互无意义，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样，仅沦为一个无足轻重单调而空洞的行动符号，人是这样群居而又孤独无助与自身绝缘的动物。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疏离是令人恐惧的，人活着非旦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困扰艰辛还要逃避与类群的接触，岂不是一种绝境中的绝境，挣扎中的挣扎？
于是又让人想起萨特，想起他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只要赤裸裸地袒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我们便要不停地做作、伪饰、表演，使生活成为戴着假面的舞会。萨特的《墙壁》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生活。三个在地狱中相聚的年青人，虽然不用为生计烦忧（地狱中供应丰富衣食充裕），但却互相骚扰、憎恨，每个人都成为他人的防碍者，在彼此的窥视、寻问、猜测、监督、睥视下筋疲力尽，死不如生，以至于绝望崩溃，虽死不安。《隔膜》与《墙壁》在哲学内涵上是相同的，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人类生存中的尴尬。隔膜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墙壁，人们竞相筑起的用于自我防卫的墙壁又成为难以跨越的隔膜。人成为彼此在世间的障碍物、累赘、或危险品。人人设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离互相隐瞒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默契，自觉自愿地加深拉长着原有的鸿沟。
叶圣陶、顾城、萨特，这三位时代背景和文化特征迥然有别的作家诗人，却共同发现咏叹了人世间隔膜的永在。为人生的乡土派作家，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喟，他们的感觉表现出惊人的相似。《隔膜》中的叙述者烦恼于那些无聊无谓的交往应付，烦恼于那些“蓄音片”式的对话交流，也烦恼于欲摆脱而不能的窘然处境，在与亲戚的叙旧中，“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相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在作客友人家中，“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饰着，专门用蓄音片说话？这个不可解。”“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在人群川流不息的茶馆，“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这是无可穿透的心与心的隔膜。人们象一个个刺猬，本欲在冬日里相互偎依取暖，然而彼此倒立起来的刺又使它们难以接近，于是只能处于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欲达不达模棱两可地延宕着，枯燥无味的心绪永不得改变。
萨特曾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传说，把人的“注视”比喻为古希腊怪物美杜莎的眼睛，美杜莎的眼睛被视为神奇可怖的怪眼，它的投视可以让人变成石头，使生命死亡。人们都欲逃离他人美杜莎般的注视，只有逃离这具有危险性的注视区域才是安全的。逃离既是主动的又是被迫的，即是单方的又是双向的。叶圣陶的《隔膜》用东方人的感知解释了萨特的哲学。在个人与他人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想把他人当作对象，当作客体，同时又想摆脱自己成为他人的对象，使人感到压抑的地位，于是人们不得不处在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之中。“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们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下苟活，处于从属于他人的境况之中。这就是《隔膜》想要表现的深层含义。
作为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宗旨是以文学干预生活的知识分子，叶圣陶的《隔膜》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这里没有恼人的社会问题，没有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没有抨击批判滴血为墨的铿锵力度，但是却是绵里抽丝的缓慢而持久的钝痛，它不是为表现什么，不是为教化何人，只是单纯地记录了自我感觉，这是作家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所成就的，以它原生态的极强生命力感动了读者。通过文本，我们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作者，理解了八十年前那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空虚和痛彻骨髓的孤寂，我们不自觉得为它颤栗。也许，在喧哗里落寞，在孤寂中陶然是人类永远无法自解的一个谜语吧！
喧哗里落寞 孤寂中陶然
——读叶圣陶《隔膜》
徐彦利
《隔膜》作为叶圣陶的早期作品迥异于其后期的创作。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缔造者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为人生”色彩，试看他的几部名篇《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饭》等，均体现了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文研会的其他成员如鲁迅、沈雁冰、王统照等人一样，叶圣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做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讲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面且要改良这人生。”在文研会创建者们的心目中，文学应有它切实的功用，而绝不能作为服务于有闲阶层的消遣品。刻划人生改良人生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所以叶圣陶极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当仁不让地汇入早期“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1]文学成为他们手中的枪与剑，成为他们热切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下层社会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城镇小市民、知识分子是他擅长描写的对象，解放妇女为她们争取“人”的地位与权力，改造国民性，教育问题等等都是他用文学观照的对象。
然而《隔膜》是不同的。正如一生都在用文学战斗的鲁迅，除了大量高声呐喊的论战檄文，除了纵横天地说古论今的杂文，除了喻义深刻的《故事新编》，他还有《野草》。《野草》里那些令人费解的修辞与意象，那些不合乎逻辑的语法句式，那些不可捉摸匪夷所思的思想碎片，都是读者不可解的。然而作者似乎并不在意读者的判断力与接受力，他只是任意地写下去。《隔膜》之于叶圣陶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
阅读《隔膜》，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弥。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文章不长，几乎完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讲叙，只在大体的环境概括中，简单勾勒了三个场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说的框架。至于具体的情节波澜则并未展开，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旁枝末节，作者一开场的自述已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和主题。所以，这是一篇不太象小说的小说，若归入散文亦无不可。因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换文中的三个场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对话，文章的主题和基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依然成立，只是那样它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散文，与小说这一体裁的相隔也就太远了。这样古怪的小说，不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个现代文学的长河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相逢”——亲戚的书斋、“饮宴”——朋友的餐室、“闲聚”——众人喧闹的茶馆，这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系中提取出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是自己无法左右与选择的血缘关系，二是生活中接触较多可以互相照应的熟识关系，三是毫无瓜葛的陌路关系。三种关系一是天意给予的，二是自我选择的，三是难以称为关系的关系，它们几乎可以涵纳世上的一切交往，虽然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浓淡程度，不能绝对得同日而语，但它们给予叙述者的感觉却异常雷同、如出一辄，那就是——隔膜。相逢如何，不过是说意料之中你应我答的话，客套的寒喧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话，找一些掩饰尴尬填补沉默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说者只顾说了，似是尽了义务卸去责任，于是并不专心听答者的应对，对其几乎充耳不闻，答者也便跟着淡漠无味。交流在尴尬中阻塞了，象中间被筑起堤坝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畴中盘旋。饮宴又如何呢？与不相熟的人举杯叙情，即便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只是言不由衷的应酬而已，依是各怀了各的心，虚情假意一番。人头攒动吵嚷热闹的公共场合里，互相问好高声谈论，似是交情笃深一拍即合，却又毫在意对方，少了谁也不会被发现，多了谁也不会有人惊喜。讪笑、诽谤、滑稽、疏远象茫茫的雾气，吞噬了每一个个中之人，大家都在热烈的无聊着。三个场景概括要约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无所不在的寂寞，委实让人难以承受。
作者： 荇水荷风 2007-7-7 21:40 回复此发言
2 论文：评叶圣陶《隔膜》
只有面对自然，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景物，面对唯有自我的狭小空间时，人才是自由的适意的。“我觉得无聊了，我虽然在众人聚居的餐室里，我只是孤独。我就想起日间江中的风声，水声，多么爽快。倘若此刻逃出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听那爽快的音调，这样的孤独我很愿意。”无疑，作者是对照比较了两种孤寂。一是身边没有可以交谈的同类，只有独处的自我。一是高朋满座或是人声鼎沸中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交流的同道，权衡两种孤寂，作者宁愿回到前者，而不愿在后者的困窘中费尽心神。这不由让人想到顾城的一首诗——《远和近》。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的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隔膜》的简约化诗性注解，也可以算作一种更加感性的压缩节略。它们之间是可以互为解释互为印证的。同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遥远距离，同以人与物的距离作了参照。人与云的贴近讽刺了人与人的疏远，人竟然不能徜徉共处于同类之间，竟然不能心心相通互为感知，这是怎样可怕的一种处境啊！简直可以说是生为人类的一种悲哀。它远远超过了普通意义上的孤独，超越了古人诗中吟咏的寂寞。南唐词人冯延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词曰，“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形神毕肖地刻划了一个月下伫立的寂寥之人。深林窈窈风鼓衣袂，没有可以对酌的亲人，没有可以谈笑风生的朋友，新月无知，凭你去留，它只是一成不变万古长存地悬挂着，保持着想相的姿势与作息，毫不解旅人的孤苦郁闷，这是令人不由自主黯然销魂的场面。然而与《隔膜》的三个场面相比，它却显得有些诗意而畅快。毕竟，独处时无人打扰，无需言不由衷相互敷衍，古人的寂寞在今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优雅与陶醉，古人要摆脱的孤寂成为今人刻意追求的自由，真象轮回里一个难解的玩笑。
《隔膜》写了人的荒诞处境，写了人日常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方式，与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形形色色的食物艺术家却丝毫没有咀嚼的欲望，在食物的泛滥与包围中，他没有发现可以吃得下去的东西，肠胃绞痛地空转着，濒于毁灭。同样，隔膜也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无奈境遇。尽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互不在乎，互无意义，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样，仅沦为一个无足轻重单调而空洞的行动符号，人是这样群居而又孤独无助与自身绝缘的动物。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疏离是令人恐惧的，人活着非旦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困扰艰辛还要逃避与类群的接触，岂不是一种绝境中的绝境，挣扎中的挣扎？
于是又让人想起萨特，想起他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只要赤裸裸地袒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我们便要不停地做作、伪饰、表演，使生活成为戴着假面的舞会。萨特的《墙壁》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生活。三个在地狱中相聚的年青人，虽然不用为生计烦忧（地狱中供应丰富衣食充裕），但却互相骚扰、憎恨，每个人都成为他人的防碍者，在彼此的窥视、寻问、猜测、监督、睥视下筋疲力尽，死不如生，以至于绝望崩溃，虽死不安。《隔膜》与《墙壁》在哲学内涵上是相同的，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人类生存中的尴尬。隔膜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墙壁，人们竞相筑起的用于自我防卫的墙壁又成为难以跨越的隔膜。人成为彼此在世间的障碍物、累赘、或危险品。人人设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离互相隐瞒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默契，自觉自愿地加深拉长着原有的鸿沟。
叶圣陶、顾城、萨特，这三位时代背景和文化特征迥然有别的作家诗人，却共同发现咏叹了人世间隔膜的永在。为人生的乡土派作家，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喟，他们的感觉表现出惊人的相似。《隔膜》中的叙述者烦恼于那些无聊无谓的交往应付，烦恼于那些“蓄音片”式的对话交流，也烦恼于欲摆脱而不能的窘然处境，在与亲戚的叙旧中，“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相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在作客友人家中，“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饰着，专门用蓄音片说话？这个不可解。”“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在人群川流不息的茶馆，“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这是无可穿透的心与心的隔膜。人们象一个个刺猬，本欲在冬日里相互偎依取暖，然而彼此倒立起来的刺又使它们难以接近，于是只能处于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欲达不达模棱两可地延宕着，枯燥无味的心绪永不得改变。
萨特曾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传说，把人的“注视”比喻为古希腊怪物美杜莎的眼睛，美杜莎的眼睛被视为神奇可怖的怪眼，它的投视可以让人变成石头，使生命死亡。人们都欲逃离他人美杜莎般的注视，只有逃离这具有危险性的注视区域才是安全的。逃离既是主动的又是被迫的，即是单方的又是双向的。叶圣陶的《隔膜》用东方人的感知解释了萨特的哲学。在个人与他人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想把他人当作对象，当作客体，同时又想摆脱自己成为他人的对象，使人感到压抑的地位，于是人们不得不处在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之中。“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们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下苟活，处于从属于他人的境况之中。这就是《隔膜》想要表现的深层含义。
作为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宗旨是以文学干预生活的知识分子，叶圣陶的《隔膜》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这里没有恼人的社会问题，没有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没有抨击批判滴血为墨的铿锵力度，但是却是绵里抽丝的缓慢而持久的钝痛，它不是为表现什么，不是为教化何人，只是单纯地记录了自我感觉，这是作家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所成就的，以它原生态的极强生命力感动了读者。通过文本，我们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作者，理解了八十年前那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空虚和痛彻骨髓的孤寂，我们不自觉得为它颤栗。也许，在喧哗里落寞，在孤寂中陶然是人类永远无法自解的一个谜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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