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皇帝驾崩。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但却因红丸案驾崩。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1620年)五更,朱常洛驾崩。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享年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