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汉武帝时代是酷吏太狠还是“人人可杀”？
作者：刘三解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张安世（？－前62年）西汉汉武帝到汉宣帝时代的政治人物。是著名酷吏张汤之子，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武帝时为尚书令，汉昭帝时，为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为官廉洁著称。
元康四年因病逝世，汉宣帝赠给他印绶，用战车和武士为他送葬，谥号为“敬侯”。
2008年，其墓地在西安凤栖原被发现，其墓葬级别非常高。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刘询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有“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
历史上小人物的戏份很少，往往挤在字缝里，抠出来未必是个故事，却可能隐藏着真相。
汉武帝即位后，田蚡和窦婴两个外戚斗法，中间夹着个配角灌夫，配角总是不甘心，闹事抢戏，在田蚡家的婚宴上闹事，把自己和窦婴都闹进了监狱，不久后，灌夫死、窦婴死，田蚡也被他俩的“鬼魂”吓死了。
男人的三角关系，很有戏剧性吧？如果往深了说，还有窦太后、王太后的婆媳关系；汉武帝朝的新贵和文景旧臣的关系；乃至于窦太后信奉的黄老学说和汉武帝崇尚的儒家思想的关系等等。
但是，这些关系对于汉武帝重要吗？放到他的一生来看，根本不重要。
早在灌夫在田蚡的宴会上作死之前，田蚡已经收集了灌氏家族在老家颍川郡（在今河南省）横行霸道的证据，并向汉武帝申请立案，汉武帝的回复是：“这是丞相的职责，申请什么？”
简言之，随你便。反倒是灌夫更狠，直接掐住田蚡的短处，让门客去谈判，两方各退一步。直到田蚡借机拿下了灌夫，逼着窦婴出头为朋友保命，汉武帝的态度就更有趣了，直接为窦婴开“东朝廷辩”。
东朝是在王太后的地盘上，廷辩是召集三公九卿一同论事，窦婴此时有爵无官，却敢于盛赞灌夫的功劳，进而反诘丞相田蚡诬告、犯罪，一群公卿不但没有替丞相接招的，还有主爵都尉、内史两人支持窦婴，御史大夫则说两边都没错，请您自己决定。这符合剧本吗？
从汉武帝大怒离席来看，绝对不符合。他搞这个民主形式的目的和王太后说得很清楚：“两边都是外戚，所以搞朝会辩论，否则，一个狱吏就能办了！”没想到民主了半天，没人愿意担责任，那就只好集中了。
紧接着，郎中令就“为上”别言两人事，然后是皇帝要求御史追责窦婴在为灌夫辩护时撒谎的问题，并予以逮捕。皇帝自己赤膊上阵，灌夫和他的家人自然死定了。
那么，灌夫为什么必须死？有这么几条：
（1）资产数千万，偏偏喜欢结交豪侠，广蓄门客，每天靠他吃饭的食客能有上百人；
（2）宗族、宾客在老家颍川置办产业侵犯小民利益，搞得当地儿歌都在唱：“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里的族是族诛、族灭，也就是死全家，可见有多招人恨；
（3）欺凌宗室、侵犯骨肉，这个情感问题是王太后无法容忍的，当然汉武帝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舅舅被一个白丁欺负。
人情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但前两者实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且是西汉初年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对于汉武帝而言更是龙之逆鳞，触之者死。
《史记·平准书》中盛赞文景之治的国富民饶之后，直接触及这个问题：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什么意思呢？自汉文帝开始，官府执法宽平，承袭自秦朝的法律秩序，在皇帝的刻意松弛下愈发粗疏，（大部分百姓贫穷日渐）少数百姓财富积累迅速，成为富人、豪强，不断通过兼并等手段，开始横行乡里，争夺国家的执政主导权。
其中甚者，已经到了“二千石莫能制”的地步，汉景帝时“酷吏”郅都的成名之战，碰到的就是济南郡（在今山东省）的瞷氏，同姓同宗有三百多家，仗着家里丁口多为非作歹，郅都一到任，直接族灭了瞷氏的首恶，全郡震惊，作奸犯科的人赶紧逃亡。
在治理宽平的时代，郅都这样的人当然可怕，相邻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吓得都把他当领导一样恭敬着。
他其实只是个开头。
汉武帝即位后，面对遍布整个帝国的豪强，整治的手段不断升级，先是在旧的廷尉-太守的司法体制下入手，后来又增加了刺史巡部，甚至派出相当于后世钦差大臣的“绣衣直指”，杖斧巡郡，遇到盗贼、豪强不法可以直接调兵攻杀。
在旧的法律体系之中诛灭豪强的名臣，司马迁和班固都将之放入了《酷吏传》中，不过这个“酷”字可不是残忍暴虐的意思，其本义是“酒的味道过于醇厚”，试问，酒该不该有酒味？
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对于酷吏们在地方上屠灭豪强的行为，司马迁这个当时人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度，所谓“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比如王温舒。
汉武帝时，王温舒被派提拔河内郡（在今河南省）做太守，还没上任就早早侦查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九月份到岗就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线自设交通站，开始抓捕当地的“豪猾”，也就是大流氓。
接下来就是人咬人、狗咬狗了，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儿牵连出一千多家，定案奏报走他自己的通讯线路，两三天就得了批复，大罪灭族、小罪砍头，杀人杀到流血十几里，杀到郡内大治，街无夜行之人，野无犬吠之盗。
就这么杀到春回大地，必须封刀了（注：当时规定秋冬行刑），王温舒竟然跺脚感叹：“唉！要是能让冬天再延长一个月，哥的大事就圆满啦！”
那么，他的大事是什么呢？杀人。
虽然大事未足，汉武帝对王温舒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升官接着杀别处。不过王温舒不像郅都、张汤这些前辈，杀人不少，德行却差，不但自己贪出了千金之富，手下人跟他几年也“多以权富”，大老虎带出了一群小老虎。
可惜王温舒受贿被人告发，畏罪自杀不算完，全家还被族灭，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犯法被诛，当时人评价，古时有“夷三族”了，王家更惨，落了个“灭五族”。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酷吏们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于豪强大族的反扑。
《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上党两郡聚居了大批晋国的公族后人。自汉朝初年开始这地方就出了名的难治理，朝廷只好派敢杀人、好杀人的太守过去震慑。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游士传统犹存，你太守敢杀我的父兄，我就敢去上访诬告你犯法，告不动，我就去杀你的家里人，反正一报还一报，看谁不怕死。
从结果上看，绝大部分太守、县令肯定是怕死的，否则汉武帝就没必要再派刺史遍天下公费旅游。
汉武帝规定刺史的“六条问事”头一条就是：
（纠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剩下五条，则全部针对二千石的各类不法行为，而且规定刺史只许监察太守、国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可见刺史本身只是对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补充，是悬在二千石头上的一只鞭子。
归根结底，在秦汉的法律约束社会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螺丝钉，无论是三公身份的御史大夫，还是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或是治政的二千石太守，甚至是最基层受理诉讼的啬夫，都是这套体系里可替换的部分。
同理，作为一台机器，其中妨碍运行的零件，比如豪强、巨商，或是游侠、盗贼，都需要被挫平，乃至消灭。旧的司法体制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那就由刺史拿着鞭子督促你来做。地方出了民变，则由皇帝派出“绣衣直指”发兵攻杀，一次性斩首甚至达到一万多，为叛民提供饮食的也要连坐，一处反乱能够牵连数郡，再杀数千人……（这就是问题，叛民其实就是那些被逼的家破人亡的，遇到什么天灾，一着急就造反了，没饭吃，另一部分就是土地兼并的良民大家，逐步崛起为世族豪强，一味的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事实证明，不合适的零件是杀不绝的。民乱一起，小吏怕抓捕不着，自己掉脑袋，干脆就不报告，偶尔有到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地方领导也怕担责任，干脆也不报，上下勾结，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西汉帝国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这是酷吏的错误吗？
肯定不是。
西汉的法律社会体系来源于秦，其基础是原子化的小家庭乃至个人，通过细致到刑徒的口粮该吃多少、精确到10分钟的业务计时、物资转运的里程明细等等的律条规范，构成了一个以大分散农业为主体，以国营刑徒工厂为辅助的耕战机器。
秦朝的速亡，让汉朝的开国君臣充满危机感，这才有了萧何更订汉律九章，才有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无为而治。
此时，原本贴合得严丝合缝的机器零件在具体的行政中被放开了，财富在自由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制度间的灰色地带，豪强、巨商、游侠这些被秦法深恶痛绝的东西也在野蛮生长，直到将他们的藤蔓伸到黑色或白色的地带。
此时，依法治国，人人可杀。
作者：刘三解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张安世（？－前62年）西汉汉武帝到汉宣帝时代的政治人物。是著名酷吏张汤之子，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武帝时为尚书令，汉昭帝时，为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为官廉洁著称。
元康四年因病逝世，汉宣帝赠给他印绶，用战车和武士为他送葬，谥号为“敬侯”。
2008年，其墓地在西安凤栖原被发现，其墓葬级别非常高。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刘询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有“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
历史上小人物的戏份很少，往往挤在字缝里，抠出来未必是个故事，却可能隐藏着真相。
汉武帝即位后，田蚡和窦婴两个外戚斗法，中间夹着个配角灌夫，配角总是不甘心，闹事抢戏，在田蚡家的婚宴上闹事，把自己和窦婴都闹进了监狱，不久后，灌夫死、窦婴死，田蚡也被他俩的“鬼魂”吓死了。
男人的三角关系，很有戏剧性吧？如果往深了说，还有窦太后、王太后的婆媳关系；汉武帝朝的新贵和文景旧臣的关系；乃至于窦太后信奉的黄老学说和汉武帝崇尚的儒家思想的关系等等。
但是，这些关系对于汉武帝重要吗？放到他的一生来看，根本不重要。
早在灌夫在田蚡的宴会上作死之前，田蚡已经收集了灌氏家族在老家颍川郡（在今河南省）横行霸道的证据，并向汉武帝申请立案，汉武帝的回复是：“这是丞相的职责，申请什么？”
简言之，随你便。反倒是灌夫更狠，直接掐住田蚡的短处，让门客去谈判，两方各退一步。直到田蚡借机拿下了灌夫，逼着窦婴出头为朋友保命，汉武帝的态度就更有趣了，直接为窦婴开“东朝廷辩”。
东朝是在王太后的地盘上，廷辩是召集三公九卿一同论事，窦婴此时有爵无官，却敢于盛赞灌夫的功劳，进而反诘丞相田蚡诬告、犯罪，一群公卿不但没有替丞相接招的，还有主爵都尉、内史两人支持窦婴，御史大夫则说两边都没错，请您自己决定。这符合剧本吗？
从汉武帝大怒离席来看，绝对不符合。他搞这个民主形式的目的和王太后说得很清楚：“两边都是外戚，所以搞朝会辩论，否则，一个狱吏就能办了！”没想到民主了半天，没人愿意担责任，那就只好集中了。
紧接着，郎中令就“为上”别言两人事，然后是皇帝要求御史追责窦婴在为灌夫辩护时撒谎的问题，并予以逮捕。皇帝自己赤膊上阵，灌夫和他的家人自然死定了。
那么，灌夫为什么必须死？有这么几条：
（1）资产数千万，偏偏喜欢结交豪侠，广蓄门客，每天靠他吃饭的食客能有上百人；
（2）宗族、宾客在老家颍川置办产业侵犯小民利益，搞得当地儿歌都在唱：“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里的族是族诛、族灭，也就是死全家，可见有多招人恨；
（3）欺凌宗室、侵犯骨肉，这个情感问题是王太后无法容忍的，当然汉武帝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舅舅被一个白丁欺负。
人情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但前两者实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且是西汉初年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对于汉武帝而言更是龙之逆鳞，触之者死。
《史记·平准书》中盛赞文景之治的国富民饶之后，直接触及这个问题：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什么意思呢？自汉文帝开始，官府执法宽平，承袭自秦朝的法律秩序，在皇帝的刻意松弛下愈发粗疏，（大部分百姓贫穷日渐）少数百姓财富积累迅速，成为富人、豪强，不断通过兼并等手段，开始横行乡里，争夺国家的执政主导权。
其中甚者，已经到了“二千石莫能制”的地步，汉景帝时“酷吏”郅都的成名之战，碰到的就是济南郡（在今山东省）的瞷氏，同姓同宗有三百多家，仗着家里丁口多为非作歹，郅都一到任，直接族灭了瞷氏的首恶，全郡震惊，作奸犯科的人赶紧逃亡。
在治理宽平的时代，郅都这样的人当然可怕，相邻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吓得都把他当领导一样恭敬着。
他其实只是个开头。
汉武帝即位后，面对遍布整个帝国的豪强，整治的手段不断升级，先是在旧的廷尉-太守的司法体制下入手，后来又增加了刺史巡部，甚至派出相当于后世钦差大臣的“绣衣直指”，杖斧巡郡，遇到盗贼、豪强不法可以直接调兵攻杀。
在旧的法律体系之中诛灭豪强的名臣，司马迁和班固都将之放入了《酷吏传》中，不过这个“酷”字可不是残忍暴虐的意思，其本义是“酒的味道过于醇厚”，试问，酒该不该有酒味？
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对于酷吏们在地方上屠灭豪强的行为，司马迁这个当时人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度，所谓“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比如王温舒。
汉武帝时，王温舒被派提拔河内郡（在今河南省）做太守，还没上任就早早侦查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九月份到岗就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线自设交通站，开始抓捕当地的“豪猾”，也就是大流氓。
接下来就是人咬人、狗咬狗了，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儿牵连出一千多家，定案奏报走他自己的通讯线路，两三天就得了批复，大罪灭族、小罪砍头，杀人杀到流血十几里，杀到郡内大治，街无夜行之人，野无犬吠之盗。
就这么杀到春回大地，必须封刀了（注：当时规定秋冬行刑），王温舒竟然跺脚感叹：“唉！要是能让冬天再延长一个月，哥的大事就圆满啦！”
那么，他的大事是什么呢？杀人。
虽然大事未足，汉武帝对王温舒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升官接着杀别处。不过王温舒不像郅都、张汤这些前辈，杀人不少，德行却差，不但自己贪出了千金之富，手下人跟他几年也“多以权富”，大老虎带出了一群小老虎。
可惜王温舒受贿被人告发，畏罪自杀不算完，全家还被族灭，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犯法被诛，当时人评价，古时有“夷三族”了，王家更惨，落了个“灭五族”。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酷吏们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于豪强大族的反扑。
《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上党两郡聚居了大批晋国的公族后人。自汉朝初年开始这地方就出了名的难治理，朝廷只好派敢杀人、好杀人的太守过去震慑。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游士传统犹存，你太守敢杀我的父兄，我就敢去上访诬告你犯法，告不动，我就去杀你的家里人，反正一报还一报，看谁不怕死。
从结果上看，绝大部分太守、县令肯定是怕死的，否则汉武帝就没必要再派刺史遍天下公费旅游。
汉武帝规定刺史的“六条问事”头一条就是：
（纠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剩下五条，则全部针对二千石的各类不法行为，而且规定刺史只许监察太守、国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可见刺史本身只是对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补充，是悬在二千石头上的一只鞭子。
归根结底，在秦汉的法律约束社会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螺丝钉，无论是三公身份的御史大夫，还是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或是治政的二千石太守，甚至是最基层受理诉讼的啬夫，都是这套体系里可替换的部分。
同理，作为一台机器，其中妨碍运行的零件，比如豪强、巨商，或是游侠、盗贼，都需要被挫平，乃至消灭。旧的司法体制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那就由刺史拿着鞭子督促你来做。地方出了民变，则由皇帝派出“绣衣直指”发兵攻杀，一次性斩首甚至达到一万多，为叛民提供饮食的也要连坐，一处反乱能够牵连数郡，再杀数千人……（这就是问题，叛民其实就是那些被逼的家破人亡的，遇到什么天灾，一着急就造反了，没饭吃，另一部分就是土地兼并的良民大家，逐步崛起为世族豪强，一味的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事实证明，不合适的零件是杀不绝的。民乱一起，小吏怕抓捕不着，自己掉脑袋，干脆就不报告，偶尔有到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地方领导也怕担责任，干脆也不报，上下勾结，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西汉帝国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这是酷吏的错误吗？
肯定不是。
西汉的法律社会体系来源于秦，其基础是原子化的小家庭乃至个人，通过细致到刑徒的口粮该吃多少、精确到10分钟的业务计时、物资转运的里程明细等等的律条规范，构成了一个以大分散农业为主体，以国营刑徒工厂为辅助的耕战机器。
秦朝的速亡，让汉朝的开国君臣充满危机感，这才有了萧何更订汉律九章，才有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无为而治。
此时，原本贴合得严丝合缝的机器零件在具体的行政中被放开了，财富在自由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制度间的灰色地带，豪强、巨商、游侠这些被秦法深恶痛绝的东西也在野蛮生长，直到将他们的藤蔓伸到黑色或白色的地带。
此时，依法治国，人人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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