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的翻译?在网上或是哪本书里都可以。
译文: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
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
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
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
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
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
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
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
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
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
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
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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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一说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眀,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竒,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後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後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国,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寛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畧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疎,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榖,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生出科名。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苖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苖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眀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巳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苖,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苖,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眀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苖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畧如神,此事至眀,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髙。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髙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髙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髙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的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长而存;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収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为相,以道德寛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天下相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徳,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侯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髙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羣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眀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声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廹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巳振监司之体,各坏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髙以言,而名实乱矣。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眀,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眀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徃,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患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茍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髙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哉?臣天赐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眀,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