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相关研究2月14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的Jochen Buck说:“这在男性避孕领域是完全革命性的。临床开发中的大多数男性避孕药只在8至12周后才生效。”康奈尔大学的Melanie Balbach表示,药效大约在24小时后就消失了,意味着服用这种避孕药后能快速恢复生育能力。Buck和Balbach计划改进这种药物,使其在人体试验前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希望到2025年开始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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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
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
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
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
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提升或稳定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而应对“少子老龄化”,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亿,占总人口的14.9%。与此同时,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应做哪些准备?
杜鹏表示,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
“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
此外,杜鹏认为,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
“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
杜鹏表示,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
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中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
“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长,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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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
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
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
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
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提升或稳定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而应对“少子老龄化”,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亿,占总人口的14.9%。与此同时,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应做哪些准备?
杜鹏表示,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
“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
此外,杜鹏认为,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
“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
杜鹏表示,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
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中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
“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长,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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