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米隆《掷铁饼者》 (大理石,罗马复制品,公元前5世纪,罗马国立博物馆藏)
米隆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他善于运用写实手法创造性地刻画人物在剧烈运动中的动态。《掷铁饼者》便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米隆在这一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充满活力的运动员形象。尤见作者匠心的是,他出色地概括了掷铁饼这一运动的整个连续过程,表现了一种动态的美。掷铁饼者张开的双臂像拉满的弓,使人产生一种发射的联想。铁饼和人头的两个圆形,左右呼应;紧贴地面的右腿如同一个轴心,使曲折的身体保持稳定。整个雕像给人的印象是:健美、庄重、和谐,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运动员之所以呈现出裸体的形态,是由古希腊人的社会风俗所决定的。因为,古希腊人在从事体育运动和宗教性的文艺演出活动时,男子往往赤身裸体。他们认为完美健康的人体乃是人的骄傲,是神性的体现。这种社会风俗反过来也促进了希腊人体雕像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西方美术中崇尚人体美的艺术传统。
波利克利托斯《持矛者》 (大理石,罗马复制品,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
波利克利托斯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擅长表现青年运动员的形象,所用材料都是青铜。据说他还写了一本论述人体比例的论文:《规则》。可惜他的原作均已不存,只留下《持矛者》和《束发带的青年》等几件罗马时期复制品。其中《持矛者》尤为重要。它塑造了一个体格健壮、充满朝气的青年战士的形象,体现了古希腊人在希波战争胜利后对英勇保卫国家的战士们的崇敬心情。同时,它也是作者长期研究人体比例的验证,即他认为最理想的人体比例,是头与全身的比例为7∶1。按照这样的比例塑造的人体,显得比较粗壮,但它是以均衡自然的体态和严格的比例表现出来的,符合当时希腊人审美趣味的标准的人体美。以至当时的雕刻家们就把这座雕像称作“规则”,即把它看作是人体美的规则和典范。
《拉奥孔》 (大理石,高178厘米,公元前1世纪末,哈格桑德罗斯、波利多鲁斯、阿典诺多鲁斯等作,现藏罗马梵蒂冈博物馆)
这是1506年1月4日意大利人在罗马旧皇宫的地基上挖葡萄园时发掘出土的一尊希腊雕刻原作。它的作者是罗得岛的三位雕塑家。这件著名的群雕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传说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作战,10年不分胜负。后来希腊人巧施木马计,攻入了特洛伊城。该城神庙祭司拉奥孔在特洛伊城被攻陷前,曾识破这木马计,并提出警告。他的这一行动违背神意,宙斯派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活活咬死。这件群雕正是表现拉奥孔父子被巨蛇缠咬,濒于绝境时肉体的痛苦和拼命挣扎的情景。这一雕像被发掘出土时,拉奥孔的右臂已经残缺。当时教皇即请雕刻大师米开朗基罗进行修复。米开朗基罗对此十分谨慎,只画了一幅素描图,并表示不敢随意修复。后来由他的两个门徒将拉奥孔的右臂修复成我们在有些图片上看到的直伸的姿态。长期以来,许多美术史和美学著作中刊用的《拉奥孔》的图片大多是这种形象。经过长期的研究论证,证明拉奥孔的右臂应当像本教科书刊出的图片显示的屈臂。
在这一雕像中,拉奥孔丝毫没有神话人物的特点,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带着两个儿子处在即将被两条凶猛的大蟒咬死的危险之中。作者在表现三个人的危境上,作了精心的安排。拉奥孔的左侧是其长子。他的脸被蛇缠住。他被吓呆了,极力想把脚从蛇的缠绕中拔出来。拉奥孔的次子已被蛇紧紧地缠住,在上胸已绕成一个结。他正努力挣脱右臂。他用左手想把蛇头拉开,而蛇则正想从他手下钻过去,没有咬他。位居中央的拉奥孔极力想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包围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正因为此他的臂部被蛇咬了一口。拉奥孔的身体急剧地向一边躲避,胸部挺起,腹部收缩,头垂向受伤的一边。全身的肌肉正如18世纪德国著名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说的:“肌肉运动已达到极限。它们像一座座小山丘相互紧密毗连,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力量与极度紧张。”“在这里痛苦流经所有肌肉、神经和血管。”(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
雕塑家们这一精心安排,使三个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既统一而又有变化,且显得很有层次。正如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美学家莱辛(1729年—1781年)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指出的:“这无疑是一种很巧妙的构思,显出了一种不平凡的图画的想象力。”
加尔桥 (公元14年,法国尼姆)
这是现存的著名的古罗马高架输水道,因位于今法国南部加尔河上,俗称“加尔桥”。
注重实用的罗马人,出于对外扩张和维护帝国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要求,兴建了各种公共设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架输水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将罗马的输水道与埃及的金字塔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当年的罗马城共拥有11条高架输水道。它们每天输入罗马城的总水量是8 400万加仑,减去沿途的损耗,每天流入罗马城的水量约有3 800万加仑。按当时罗马城内的人口(100万)计算,平均每人每天38加仑。这个数量在20世纪欧洲的城市也不多见。至今在当年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内,不少地方还残存着古罗马高架输水道的遗迹。其中最壮观的就是“加尔桥”,该桥桥长268.83米,共有三层,总高48米,每层均用券拱,最低层券拱的跨度为16米—24米;第二层券拱的尺寸与最低层相同,最高一层是输水道,券拱的跨度为4.6米。整个输水道的造型极其宏伟壮观。
罗马万神庙 (公元2世纪,位于今意大利罗马)
罗马帝国时期最为壮观的神庙建筑。最初建于公元前27年,是由奥古斯都的密友和副手、著名政治家阿格利帕主持的。后因遭雷击而被破坏。公元118年—128年,彻底重建。神庙的形式改为古罗马特有的穹窿顶的圆形神庙。三世纪初,塞维鲁王朝第一代皇帝塞维鲁或第二代皇帝卡拉卡拉,又在圆形神庙前建了一座长方形神庙,并将它与圆形神庙重新组合,以长方形神庙作为整个神庙的入口。这样,后加的长方形神庙实际上成了万神庙的一个门廊。这样一来,万神庙就变成现存的坐南朝北、集罗马圆形神庙与希腊长方形神庙于一体的综合体。
万神庙的圆形大殿首先以它宏大的规模与精巧的建筑结构著称于世。大殿是一个宏大的圆形大厅,上面覆盖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圆顶。它的直径达43.43米,在现代建筑结构诞生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史上最大的大圆顶。从地面到大圆顶顶部的高度恰好也是43.43米。这就意味着整个大殿的空间正好嵌得下一个直径为43.43米的大圆球,使整个大殿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大圆顶的建筑方法,至今虽不很清楚,但它的结构技术是相当高超的。这与古罗马人首先发明了以具有水泥性质的天然火山灰与沙石结合而成的混凝土有很大的关系。
罗马大角斗场 (公元1世纪)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建筑。它是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巴香驱使几万名奴隶和俘虏,于公元70年—82年建成的。它是专门为奴隶主阶级和平民观看角斗和斗兽以及其他游戏而建造的,故称“大角斗兽场”。又因它的外观呈椭圆形,故又称“大圆剧场”。这一建筑虽已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规模和结构还清晰可见。整个角斗场的长轴径约188米,短轴径约156米,中央的表演区长轴86米,短轴54米,观众席约有60排座位,可容纳六万多名观众。角斗场的立面高48.5米,分成四层,下三层每层都采用不同形式的柱子,一层比一层轻巧、华丽,各层之间用了三道水平檐口,好像是三道箍,紧紧地箍住整个建筑物,显得非常坚固、稳定。为了解决观众出入的方便,观众的座席和通道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像这样完善的建筑型制,在体育建筑中一直沿用到现在,并没有原则性的变化。它雄辩地说明了古罗马建筑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图拉真纪念柱 (公元106年—113年间建,通高38米,意大利罗马)
纪念柱或称纪功柱、凯旋柱,是与凯旋门同样性质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是古罗马人的创造。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的皇帝图拉真创造了罗马第一座纪念柱以炫耀罗马帝国的威力。它是一根用大理石砌成的多立克式的大圆柱,由底座、柱身和柱顶三部分组成,总高38米。柱身内部有一螺旋形梯子,可直登柱顶。柱顶上原来是一只用青铜铸成的古罗马军用的圣鸟——鹰,后改立图拉真的镀金雕像。现存雕像则是16世纪重立的基督的使徒彼得的雕像。柱身绕有23圈,共长244米的浮雕带。全部是描写图拉真皇帝公元101年侵略达契亚人的战争经历,浮雕上共出现了二千五百多个人物,所表现的历史情节、人物容貌以至服饰等细节,有很高的真实性,为历史学家们所重视。为了颂扬图拉真的功绩,图拉真在整个浮雕中先后出现达九十多次,竭尽了对帝王的歌颂。
提图斯凯旋门 (公元81年建,高14.4米,宽13.3米,意大利罗马)
凯旋门是古罗马统治者为炫耀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创造的纪念性建筑。一般是单独建立,通常是横跨在一条道路上。罗马共和时期后期(约公元前200年)已开始出现这种建筑,但数量很少。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几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要在罗马城和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地方建造凯旋门,凯旋门的数量因而激增。至4世纪时,仅罗马城内就有36座。至今罗马城内还保存着三座比较完整的凯旋门。帝国前期弗拉维王朝第二代皇帝提图斯在位时(公元79年—81年)建立的提图斯凯旋门即是其中的一座。它是为了纪念提图斯战胜犹太人的胜利而建的。它的体积较小,且只有一个拱门,但进深较大(约6米),内壁有较好的浮雕,立面的台基与女儿墙也较高,给人以稳定、庄严之感。
君士坦丁凯旋门 (公元312年,古罗马)
君士坦丁凯旋门是罗马城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一座。它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2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提,并统一帝国而建的。这是一座三个拱门的凯旋门,高21米,面阔25.7米,进深7.4米。由于它调整了高与阔的比例,横跨在道路中央,显得形体巨大。凯旋门的里里外外充满了各种浮雕,表面上看去,巨大的凯旋门和丰富的浮雕虽然气派很大,但缺乏整体观念。原因是凯旋门的各个部分并非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创作的,甚至其中的大部分构件是从过去的一些纪念性建筑,如图拉真广场建筑上的横饰带、哈德良广场上一系列盾形浮雕以及马克·奥莱略皇帝纪念碑上的八块镶板,拆除过来的。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座宏伟壮观的凯旋门,尤其是它上面所保存的罗马帝国各个重要时期的雕刻,是一部生动的罗马雕刻史。
《卡拉卡拉像》 (大理石,头高27.5厘米,公元3世纪初)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肖像雕塑的代表作之一。卡拉卡拉是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他是古罗马历史上嗜血成性的暴君之一。他曾以谋反罪处死他的岳父,并将妻子流放海岛,后又加以杀害。他二十三岁即帝位后,与其弟弟的冲突日益加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不顾母亲的劝阻将弟弟杀死,并将其弟的许多友人也加以杀害。他曾大肆屠杀日耳曼部族,并进攻安息帝国。最后他自己也被人刺死,总共只做了七年皇帝。了解了此人的为人,再来看他的肖像雕塑,人们就不难认识到,这个高度个性化了的作品,与古罗马其他优秀肖像雕塑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紧紧地抓住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环节,着重刻画了那紧蹙的横眉之下的那双多疑而又凶残的眼睛。那过于卷曲的头发和满脸的胡须,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凶残性格。这一雕像的艺术技巧,标志着罗马的肖像雕塑已经达到了顶峰,这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弗拉维时期的妇女像》 (大理石,高63厘米,约公元1世纪末,罗马市政府博物馆藏)
这是罗马肖像雕塑中贵族妇女像中的重要作品,是一件等身的大理石胸像。雕像所表现的具体人物不明。但从妇女所梳的当时最时髦的高卷发式看,这是一个贵族妇女的肖像。她的高傲与雍容华贵的神态,刻画得相当突出。这说明这时期的雕塑作品,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比以前更加深入细致了。尤其是在这个妇女复杂的发式上,作者运用钻子钻孔的办法,将那一卷一卷的头发都钻了孔。这些孔在光线的映衬下显示出丰富的光影变化,从而大大增强了雕像的艺术魅力。原来靠给雕像涂色以增加其艺术性的办法,逐渐让位于使雕像本身具有丰富的光影变化的方式。因这变化始于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故有人称这种变化为“弗拉维色彩主义”。
马可·奥莱略骑马像》 (青铜,高4.24米,约公元2世纪,罗马)
这是罗马帝国前期著名的一座帝王肖像。马可·奥莱略是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他是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忠实信奉者,主张人们通过自我教育而达到无私互爱,企图实践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位的年代(公元161年—180年),帝国已开始衰落。他又亲身经历了地震、瘟疫、战争、饥荒、军事叛乱等灾难,使他深感现实生活与他信奉的乌托邦理想相距甚远,因而感到失望和苦恼。他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他逝世前十年用希腊文写的著名的含有自我反省之意的《冥想录》之中。这座青铜骑马像,虽然姿势有些程式化,但整个雕像比较庄重、深厚,较好地表现了这位具有哲学家和文学家气质的帝王形象,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罗马帝国时期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帝王骑马像,也是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名人骑马像的范本。
米隆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他善于运用写实手法创造性地刻画人物在剧烈运动中的动态。《掷铁饼者》便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米隆在这一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充满活力的运动员形象。尤见作者匠心的是,他出色地概括了掷铁饼这一运动的整个连续过程,表现了一种动态的美。掷铁饼者张开的双臂像拉满的弓,使人产生一种发射的联想。铁饼和人头的两个圆形,左右呼应;紧贴地面的右腿如同一个轴心,使曲折的身体保持稳定。整个雕像给人的印象是:健美、庄重、和谐,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运动员之所以呈现出裸体的形态,是由古希腊人的社会风俗所决定的。因为,古希腊人在从事体育运动和宗教性的文艺演出活动时,男子往往赤身裸体。他们认为完美健康的人体乃是人的骄傲,是神性的体现。这种社会风俗反过来也促进了希腊人体雕像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西方美术中崇尚人体美的艺术传统。
波利克利托斯《持矛者》 (大理石,罗马复制品,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
波利克利托斯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擅长表现青年运动员的形象,所用材料都是青铜。据说他还写了一本论述人体比例的论文:《规则》。可惜他的原作均已不存,只留下《持矛者》和《束发带的青年》等几件罗马时期复制品。其中《持矛者》尤为重要。它塑造了一个体格健壮、充满朝气的青年战士的形象,体现了古希腊人在希波战争胜利后对英勇保卫国家的战士们的崇敬心情。同时,它也是作者长期研究人体比例的验证,即他认为最理想的人体比例,是头与全身的比例为7∶1。按照这样的比例塑造的人体,显得比较粗壮,但它是以均衡自然的体态和严格的比例表现出来的,符合当时希腊人审美趣味的标准的人体美。以至当时的雕刻家们就把这座雕像称作“规则”,即把它看作是人体美的规则和典范。
《拉奥孔》 (大理石,高178厘米,公元前1世纪末,哈格桑德罗斯、波利多鲁斯、阿典诺多鲁斯等作,现藏罗马梵蒂冈博物馆)
这是1506年1月4日意大利人在罗马旧皇宫的地基上挖葡萄园时发掘出土的一尊希腊雕刻原作。它的作者是罗得岛的三位雕塑家。这件著名的群雕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传说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作战,10年不分胜负。后来希腊人巧施木马计,攻入了特洛伊城。该城神庙祭司拉奥孔在特洛伊城被攻陷前,曾识破这木马计,并提出警告。他的这一行动违背神意,宙斯派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活活咬死。这件群雕正是表现拉奥孔父子被巨蛇缠咬,濒于绝境时肉体的痛苦和拼命挣扎的情景。这一雕像被发掘出土时,拉奥孔的右臂已经残缺。当时教皇即请雕刻大师米开朗基罗进行修复。米开朗基罗对此十分谨慎,只画了一幅素描图,并表示不敢随意修复。后来由他的两个门徒将拉奥孔的右臂修复成我们在有些图片上看到的直伸的姿态。长期以来,许多美术史和美学著作中刊用的《拉奥孔》的图片大多是这种形象。经过长期的研究论证,证明拉奥孔的右臂应当像本教科书刊出的图片显示的屈臂。
在这一雕像中,拉奥孔丝毫没有神话人物的特点,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带着两个儿子处在即将被两条凶猛的大蟒咬死的危险之中。作者在表现三个人的危境上,作了精心的安排。拉奥孔的左侧是其长子。他的脸被蛇缠住。他被吓呆了,极力想把脚从蛇的缠绕中拔出来。拉奥孔的次子已被蛇紧紧地缠住,在上胸已绕成一个结。他正努力挣脱右臂。他用左手想把蛇头拉开,而蛇则正想从他手下钻过去,没有咬他。位居中央的拉奥孔极力想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包围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正因为此他的臂部被蛇咬了一口。拉奥孔的身体急剧地向一边躲避,胸部挺起,腹部收缩,头垂向受伤的一边。全身的肌肉正如18世纪德国著名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说的:“肌肉运动已达到极限。它们像一座座小山丘相互紧密毗连,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力量与极度紧张。”“在这里痛苦流经所有肌肉、神经和血管。”(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
雕塑家们这一精心安排,使三个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既统一而又有变化,且显得很有层次。正如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美学家莱辛(1729年—1781年)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指出的:“这无疑是一种很巧妙的构思,显出了一种不平凡的图画的想象力。”
加尔桥 (公元14年,法国尼姆)
这是现存的著名的古罗马高架输水道,因位于今法国南部加尔河上,俗称“加尔桥”。
注重实用的罗马人,出于对外扩张和维护帝国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要求,兴建了各种公共设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架输水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将罗马的输水道与埃及的金字塔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当年的罗马城共拥有11条高架输水道。它们每天输入罗马城的总水量是8 400万加仑,减去沿途的损耗,每天流入罗马城的水量约有3 800万加仑。按当时罗马城内的人口(100万)计算,平均每人每天38加仑。这个数量在20世纪欧洲的城市也不多见。至今在当年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内,不少地方还残存着古罗马高架输水道的遗迹。其中最壮观的就是“加尔桥”,该桥桥长268.83米,共有三层,总高48米,每层均用券拱,最低层券拱的跨度为16米—24米;第二层券拱的尺寸与最低层相同,最高一层是输水道,券拱的跨度为4.6米。整个输水道的造型极其宏伟壮观。
罗马万神庙 (公元2世纪,位于今意大利罗马)
罗马帝国时期最为壮观的神庙建筑。最初建于公元前27年,是由奥古斯都的密友和副手、著名政治家阿格利帕主持的。后因遭雷击而被破坏。公元118年—128年,彻底重建。神庙的形式改为古罗马特有的穹窿顶的圆形神庙。三世纪初,塞维鲁王朝第一代皇帝塞维鲁或第二代皇帝卡拉卡拉,又在圆形神庙前建了一座长方形神庙,并将它与圆形神庙重新组合,以长方形神庙作为整个神庙的入口。这样,后加的长方形神庙实际上成了万神庙的一个门廊。这样一来,万神庙就变成现存的坐南朝北、集罗马圆形神庙与希腊长方形神庙于一体的综合体。
万神庙的圆形大殿首先以它宏大的规模与精巧的建筑结构著称于世。大殿是一个宏大的圆形大厅,上面覆盖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圆顶。它的直径达43.43米,在现代建筑结构诞生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史上最大的大圆顶。从地面到大圆顶顶部的高度恰好也是43.43米。这就意味着整个大殿的空间正好嵌得下一个直径为43.43米的大圆球,使整个大殿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大圆顶的建筑方法,至今虽不很清楚,但它的结构技术是相当高超的。这与古罗马人首先发明了以具有水泥性质的天然火山灰与沙石结合而成的混凝土有很大的关系。
罗马大角斗场 (公元1世纪)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建筑。它是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巴香驱使几万名奴隶和俘虏,于公元70年—82年建成的。它是专门为奴隶主阶级和平民观看角斗和斗兽以及其他游戏而建造的,故称“大角斗兽场”。又因它的外观呈椭圆形,故又称“大圆剧场”。这一建筑虽已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规模和结构还清晰可见。整个角斗场的长轴径约188米,短轴径约156米,中央的表演区长轴86米,短轴54米,观众席约有60排座位,可容纳六万多名观众。角斗场的立面高48.5米,分成四层,下三层每层都采用不同形式的柱子,一层比一层轻巧、华丽,各层之间用了三道水平檐口,好像是三道箍,紧紧地箍住整个建筑物,显得非常坚固、稳定。为了解决观众出入的方便,观众的座席和通道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像这样完善的建筑型制,在体育建筑中一直沿用到现在,并没有原则性的变化。它雄辩地说明了古罗马建筑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图拉真纪念柱 (公元106年—113年间建,通高38米,意大利罗马)
纪念柱或称纪功柱、凯旋柱,是与凯旋门同样性质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是古罗马人的创造。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的皇帝图拉真创造了罗马第一座纪念柱以炫耀罗马帝国的威力。它是一根用大理石砌成的多立克式的大圆柱,由底座、柱身和柱顶三部分组成,总高38米。柱身内部有一螺旋形梯子,可直登柱顶。柱顶上原来是一只用青铜铸成的古罗马军用的圣鸟——鹰,后改立图拉真的镀金雕像。现存雕像则是16世纪重立的基督的使徒彼得的雕像。柱身绕有23圈,共长244米的浮雕带。全部是描写图拉真皇帝公元101年侵略达契亚人的战争经历,浮雕上共出现了二千五百多个人物,所表现的历史情节、人物容貌以至服饰等细节,有很高的真实性,为历史学家们所重视。为了颂扬图拉真的功绩,图拉真在整个浮雕中先后出现达九十多次,竭尽了对帝王的歌颂。
提图斯凯旋门 (公元81年建,高14.4米,宽13.3米,意大利罗马)
凯旋门是古罗马统治者为炫耀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创造的纪念性建筑。一般是单独建立,通常是横跨在一条道路上。罗马共和时期后期(约公元前200年)已开始出现这种建筑,但数量很少。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几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要在罗马城和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地方建造凯旋门,凯旋门的数量因而激增。至4世纪时,仅罗马城内就有36座。至今罗马城内还保存着三座比较完整的凯旋门。帝国前期弗拉维王朝第二代皇帝提图斯在位时(公元79年—81年)建立的提图斯凯旋门即是其中的一座。它是为了纪念提图斯战胜犹太人的胜利而建的。它的体积较小,且只有一个拱门,但进深较大(约6米),内壁有较好的浮雕,立面的台基与女儿墙也较高,给人以稳定、庄严之感。
君士坦丁凯旋门 (公元312年,古罗马)
君士坦丁凯旋门是罗马城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一座。它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2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提,并统一帝国而建的。这是一座三个拱门的凯旋门,高21米,面阔25.7米,进深7.4米。由于它调整了高与阔的比例,横跨在道路中央,显得形体巨大。凯旋门的里里外外充满了各种浮雕,表面上看去,巨大的凯旋门和丰富的浮雕虽然气派很大,但缺乏整体观念。原因是凯旋门的各个部分并非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创作的,甚至其中的大部分构件是从过去的一些纪念性建筑,如图拉真广场建筑上的横饰带、哈德良广场上一系列盾形浮雕以及马克·奥莱略皇帝纪念碑上的八块镶板,拆除过来的。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座宏伟壮观的凯旋门,尤其是它上面所保存的罗马帝国各个重要时期的雕刻,是一部生动的罗马雕刻史。
《卡拉卡拉像》 (大理石,头高27.5厘米,公元3世纪初)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肖像雕塑的代表作之一。卡拉卡拉是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他是古罗马历史上嗜血成性的暴君之一。他曾以谋反罪处死他的岳父,并将妻子流放海岛,后又加以杀害。他二十三岁即帝位后,与其弟弟的冲突日益加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不顾母亲的劝阻将弟弟杀死,并将其弟的许多友人也加以杀害。他曾大肆屠杀日耳曼部族,并进攻安息帝国。最后他自己也被人刺死,总共只做了七年皇帝。了解了此人的为人,再来看他的肖像雕塑,人们就不难认识到,这个高度个性化了的作品,与古罗马其他优秀肖像雕塑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紧紧地抓住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环节,着重刻画了那紧蹙的横眉之下的那双多疑而又凶残的眼睛。那过于卷曲的头发和满脸的胡须,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凶残性格。这一雕像的艺术技巧,标志着罗马的肖像雕塑已经达到了顶峰,这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弗拉维时期的妇女像》 (大理石,高63厘米,约公元1世纪末,罗马市政府博物馆藏)
这是罗马肖像雕塑中贵族妇女像中的重要作品,是一件等身的大理石胸像。雕像所表现的具体人物不明。但从妇女所梳的当时最时髦的高卷发式看,这是一个贵族妇女的肖像。她的高傲与雍容华贵的神态,刻画得相当突出。这说明这时期的雕塑作品,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比以前更加深入细致了。尤其是在这个妇女复杂的发式上,作者运用钻子钻孔的办法,将那一卷一卷的头发都钻了孔。这些孔在光线的映衬下显示出丰富的光影变化,从而大大增强了雕像的艺术魅力。原来靠给雕像涂色以增加其艺术性的办法,逐渐让位于使雕像本身具有丰富的光影变化的方式。因这变化始于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故有人称这种变化为“弗拉维色彩主义”。
马可·奥莱略骑马像》 (青铜,高4.24米,约公元2世纪,罗马)
这是罗马帝国前期著名的一座帝王肖像。马可·奥莱略是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他是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忠实信奉者,主张人们通过自我教育而达到无私互爱,企图实践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位的年代(公元161年—180年),帝国已开始衰落。他又亲身经历了地震、瘟疫、战争、饥荒、军事叛乱等灾难,使他深感现实生活与他信奉的乌托邦理想相距甚远,因而感到失望和苦恼。他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他逝世前十年用希腊文写的著名的含有自我反省之意的《冥想录》之中。这座青铜骑马像,虽然姿势有些程式化,但整个雕像比较庄重、深厚,较好地表现了这位具有哲学家和文学家气质的帝王形象,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罗马帝国时期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帝王骑马像,也是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名人骑马像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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