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尤其是后一个比重，关键是要加强中央的权威。
所以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是因为基于中央缺钱，地方有钱这样的现状，基于当时的制度限制而做的一个较大变革。将税种也分为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因为中国税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在1994年之前占所有税种的70％~80％。流转税主要由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三大税种构成，当时增值税大概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所以分税制以后，增值税成为了共享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消费税作为中央税。
与此同时，开展了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在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单设一套属于中央的垂直征管机构，就是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中央税和共享税的征收，省以下设立地方税务局，负责地方税的征收。当时整个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有100万，其中，国税系统的人员编制经费、干部任免是由国家税务总局来管理的。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是受中央垂直管理，但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多多少少跟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受当地政府的影响。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对国税工作的干扰，从1998年开始，中国实施国税局长的异地交流制度，这种制度提高了国税系统的独立性，也维护了税法的权威，对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以，当时分设国税地税，是为了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尤其是要提高两个比重，在当时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000年以后，中国又有两次大的税收分成改革，造成了整个地税系统业务范围的萎缩。一次是在2002年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此前，企业所得税收入属于地方，由地税局征收。但当时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需要进一步集中财力，就把原来属于地方财政的企业所得税变更为共享税，中央占50％，到2003年又占到60％，所以从这个时候，企业所得税变成了一个共享税。按照国地税征管体制，一旦变成共享税，税种的征收就由地税局转移到国税局。
当然，我国最大的一次改革就是2016年的营改增，这其实是一次中央和地方收入分成改革，改革后，原来由地税局征收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取消，变成由国税局征收的增值税，国地税业务范围此消彼长，但人员规模不变，增加了国税人员的征管压力。所以，这两次重大的收入分成改革，成为国税地税合并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更深层次来看，分与合的背后，不仅是央地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刻变革，是推动中国实现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国税总局和地方政府
的权利义务需要明确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国地税机构合并，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瘦身－健身”，你对此如何理解？
刘剑文：“瘦身”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国地税两套机构之间有一些重叠机构，比如说国税地税都有征管机构，都有稽查，所以瘦身对于税务干部来讲，都要涉及国家安置的问题，不会因为合并下岗，而是在公务员系统中进行妥善的安置。这是下一步各级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健身”，我的理解是把机构中的精兵强将整合在一起，更好地整合资源，使征收工作更有效率，机构管理更加规范，人员配置更加合理。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实行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这样一个体制，你如何评价这样一个体制，双方将如何协调？
刘剑文：双重领导体制不是你管我也管的问题，而是必须有一个为主。这次合并很明确是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挂牌也都是叫国家税务总局××省（或市、自治区）税务局，而且人员经费编制也都由中央负责，可能在人员选用问题上会征求地方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目前的计划，下一步将在市县一级合并，这中间是否会有阻力，特别是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刘剑文：我觉得阻力不会太大，因为要是都由中央财政负责的话，原来的地税局应该会挺高兴的。毕竟各个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一样，欠发达地区有些时候可能工资发放都存在困难，但合并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至于在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合并后，地方对企业的权力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税务部门征管的范围扩大了，能够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强化税收征缴能力，以及实现税收和非税收入的一体化征管，从长远来讲，国地税合并，有利于形成一个规范高效的税制。
实际上，过去的地税系统征收率是过低的，表面上是造成了法定税率和实际税率脱节，实质上是对税法的权威性产生冲击。一旦树立税法的权威，企业在纳税的过程中，就无法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对纳税情况也能有准确的预期，从企业角度来讲，企业的税负或许会有增加。但是中央也在考虑解决措施，特别是增值税税率简化，法定税率下降，能够对冲实际税率上升的一个负面影响。
此外，这次合并也有利于完善国家的税制结构，使未来的减税政策能够落到实处。征收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直接税上面，但直接税的增加，会对将来间接税的降低奠定基础，从而提高我们国家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对中国治理体制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实际上，我觉得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并不在于谁来征收的问题，谁征都一样，问题是在于按照什么原则、规则，在中央和地方对财政收入进行划分。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机构合并，就说对于中央和地方分成有多大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取决于用什么理念、原则和规则如何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所以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是因为基于中央缺钱，地方有钱这样的现状，基于当时的制度限制而做的一个较大变革。将税种也分为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因为中国税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在1994年之前占所有税种的70％~80％。流转税主要由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三大税种构成，当时增值税大概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所以分税制以后，增值税成为了共享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消费税作为中央税。
与此同时，开展了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在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单设一套属于中央的垂直征管机构，就是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中央税和共享税的征收，省以下设立地方税务局，负责地方税的征收。当时整个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有100万，其中，国税系统的人员编制经费、干部任免是由国家税务总局来管理的。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是受中央垂直管理，但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多多少少跟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受当地政府的影响。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对国税工作的干扰，从1998年开始，中国实施国税局长的异地交流制度，这种制度提高了国税系统的独立性，也维护了税法的权威，对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以，当时分设国税地税，是为了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尤其是要提高两个比重，在当时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000年以后，中国又有两次大的税收分成改革，造成了整个地税系统业务范围的萎缩。一次是在2002年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此前，企业所得税收入属于地方，由地税局征收。但当时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需要进一步集中财力，就把原来属于地方财政的企业所得税变更为共享税，中央占50％，到2003年又占到60％，所以从这个时候，企业所得税变成了一个共享税。按照国地税征管体制，一旦变成共享税，税种的征收就由地税局转移到国税局。
当然，我国最大的一次改革就是2016年的营改增，这其实是一次中央和地方收入分成改革，改革后，原来由地税局征收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取消，变成由国税局征收的增值税，国地税业务范围此消彼长，但人员规模不变，增加了国税人员的征管压力。所以，这两次重大的收入分成改革，成为国税地税合并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更深层次来看，分与合的背后，不仅是央地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刻变革，是推动中国实现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国税总局和地方政府
的权利义务需要明确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国地税机构合并，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瘦身－健身”，你对此如何理解？
刘剑文：“瘦身”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国地税两套机构之间有一些重叠机构，比如说国税地税都有征管机构，都有稽查，所以瘦身对于税务干部来讲，都要涉及国家安置的问题，不会因为合并下岗，而是在公务员系统中进行妥善的安置。这是下一步各级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健身”，我的理解是把机构中的精兵强将整合在一起，更好地整合资源，使征收工作更有效率，机构管理更加规范，人员配置更加合理。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实行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这样一个体制，你如何评价这样一个体制，双方将如何协调？
刘剑文：双重领导体制不是你管我也管的问题，而是必须有一个为主。这次合并很明确是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挂牌也都是叫国家税务总局××省（或市、自治区）税务局，而且人员经费编制也都由中央负责，可能在人员选用问题上会征求地方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目前的计划，下一步将在市县一级合并，这中间是否会有阻力，特别是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刘剑文：我觉得阻力不会太大，因为要是都由中央财政负责的话，原来的地税局应该会挺高兴的。毕竟各个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一样，欠发达地区有些时候可能工资发放都存在困难，但合并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至于在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合并后，地方对企业的权力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税务部门征管的范围扩大了，能够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强化税收征缴能力，以及实现税收和非税收入的一体化征管，从长远来讲，国地税合并，有利于形成一个规范高效的税制。
实际上，过去的地税系统征收率是过低的，表面上是造成了法定税率和实际税率脱节，实质上是对税法的权威性产生冲击。一旦树立税法的权威，企业在纳税的过程中，就无法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对纳税情况也能有准确的预期，从企业角度来讲，企业的税负或许会有增加。但是中央也在考虑解决措施，特别是增值税税率简化，法定税率下降，能够对冲实际税率上升的一个负面影响。
此外，这次合并也有利于完善国家的税制结构，使未来的减税政策能够落到实处。征收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直接税上面，但直接税的增加，会对将来间接税的降低奠定基础，从而提高我们国家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对中国治理体制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实际上，我觉得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并不在于谁来征收的问题，谁征都一样，问题是在于按照什么原则、规则，在中央和地方对财政收入进行划分。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机构合并，就说对于中央和地方分成有多大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取决于用什么理念、原则和规则如何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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