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相信已是妇孺皆知。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禹”其人是否存在，却成为了当时学术界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一个名叫顾颉刚的学者所写的文章，更是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这个文章是什么内容呢？原来，顾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认为，大禹不一定是人，而有可能是九鼎上的一种动物纹样。为了支持自己的判断，顾还引用了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关于“禹”字的阐释——“禹，虫也，兽足蹂地也”。
“大禹是条虫”，一些人读过这篇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后，随即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面对顾的假设，有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是以《说文》的解释为准，那周的祖先“后稷”岂不是一种植物？类似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很快传到了顾的耳朵里。
作为一个当时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顾也有些焦头烂额。他认为很多人断章取义，过分解读了自己的意思。因此，在后来的一些演讲和文字中，顾反复陈述自己提出的“大禹是条虫”只是一种假设，而非定论。
顾与反对者的辩论，实际上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禹是虫子吗？要知道，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到大禹本身，还关乎到整个夏朝历史的建构。因为大禹对于夏朝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奠基者的角色，如果轻易否定他的“肉体存在”，那夏朝历史又该如何讲述？
02《说文》的相关记载缺乏说服力
在这里，笔者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准确答案，但我们不妨来质疑一下顾的假设，因为这样做，也许能对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帮助。
顾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上古历史的“层累建构说”。顾认为，每一代的历史都充斥着神话传说的“创造”成分，而后人又会“再创造”，这便让古史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该如何破解呢？顾认为，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实内容的干扰，在相关史料拣选上，要尽可能选取靠近研究对象所在的时期。拿夏朝历史说，顾拿东汉人许慎写得《说文解字》来论证夏代史事，这本身就是存在漏洞的(也与自己的研究理念相矛盾)。我们在这里不妨问问，东汉以前，有没有系统记载夏朝历史的书籍？
答案是有的。比如西汉中期太史公所撰的《史记·夏本纪》，便明确记载了夏朝的历史。同《说文解字》相比，《史记》成书显然比它要早，也更具价值。另外，《说文》并不是一部专门的史学著作，这便又决定了其价值的有限。因此，顾颉刚要讨论“大禹是否是人”的问题，必须兼及《史记》等成书更早的著作，否则，顾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太史公司马迁)
当然了，除了《史记》之外，《诗经》、《尚书》中都有关于禹的相关记载，而在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禹更是被大大神化，成为了守护一方安宁的神明。例如，北川地区的羌族居民，即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祭奠大禹的活动。大禹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存在，还是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说到这里，禹被神化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我们能否因为“禹被神化”，而去否定他“人身”的存在呢？须知，二十四史中神化帝王的文字比比皆是，也许不必因人物历史有被造伪成分而将其全部否定，此未免矫枉过正。
03商朝史事属实，夏代指日可待
需要看到，顾提出这一假设的时候，是1923年，可是五年后，1928年河南殷墟遗址的发现，给顾颉刚等一批“疑古”学者造成极大的震动。因为殷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而一大批出土甲骨上所记载的内容，更证实了太史公的《史记》中有关商代帝系记载之不虚。
著名学者钱宾四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根据这一事件，延伸出自己的判断——“(《史记》)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果然，随着陶寺与二里头等地区考古工作的进行，夏朝已经逐步向世人露出了他的庐山正面目。所以，考古工作的开展，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大禹“是人是虫”，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先生，在围绕孙庆伟教授有关夏代历史研究的著作《鼏宅禹迹》，所展开的一系列辩论中曾反复谈及，如果要拿出夏朝存在的铁证，最好是有能说明其身份(类似于殷墟甲骨文)的文字来加以证明。由此可见，大禹是否为虫所牵扯出的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宏大命题，还有赖于考古研究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