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成年期(40~65岁):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
当一个人顺利地度过了自我同一性时期,以后的岁月中将过上幸福充实的生活,他将生儿育女,关心后代的繁殖和养育。
他认为,生育感有生和育两层含义,一个人即使没生孩子,只要能关心孩子、教育指导孩子也可以具有生育感。
反之没有生育感的人,其人格贫乏和停滞,是一个自我关注的人,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不关心他人(包括儿童)的需要和利益。
在这一时期,人们不仅要生育孩子,同时要承担社会工作,这是一个人对下一代的关心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人们将获得关心和创造力的品质。
扩展资料
1、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岁)要培养信任感。
2、自主感对羞耻感(2--3岁)要培养自主性。
4、主动感对内疚感(4--5岁)要培养主动性。
5、勤奋感对自卑感(6--11岁)培养勤奋感。
6、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岁)培养自我同一性。
7、亲密感对孤独感(成年早期)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8、繁殖感对停滞感(成年中期)显示自己的生产力、创造力等基本能力。
9、自我整合对绝望感(成年晚期)解决最终的同一性危机。
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由于衰老过程,老人的体力、心力和健康每况愈下,对此他们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所以被称为自我调整对绝望感的心理冲突。
当老人们回顾过去时,可能怀着充实的感情与世告别,也可能怀着绝望走向死亡。自我调整是一种接受自我、承认现实的感受;一种超脱的智慧之感。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调整大于绝望,他将获得智慧的品质,埃里克森把它定义为:“以超然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死亡。”
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下一代儿童时期信任感的形成。因此,第8阶段和第1阶段首尾相联,构成一个循环或生命的周期。
扩展资料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又一个心理发展任务的挑战与完成。人格发展任务完成的成功或不成功,就会产生人格发展两个极端,属于成功的一端,就形成“积极”的品质,不成功的一端,就形成“消极”的品质。
每个人的人格品质都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如果不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就会出现发展的“危机”。换句话说,在人格发展过程,也就是年龄增长过程中,都需要有不同阶段的目标。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1、婴儿前期
0-2岁
信任-怀疑
5、青少年期
12-18岁
角色同一-混乱
2、婴儿后期
2-4岁
自主-羞耻
6、成年早期
18-25岁
亲密-孤独
3、幼儿期
4-7岁
主动-内疚
7、成年中期
25-50岁
繁衍-停滞
4、童年期
7-12岁
勤奋-自卑
8、成年后期
50岁后
完善-失望、厌恶
婴儿前期(0-2岁)
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希望的美德;如果危机没有得到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胆小惧怕。
这个阶段的儿童最为孤弱,因而对成人依赖性最大,如果护理人能以慈爱和惯常的方式来满足儿童的需要,他们就会形成基本信任感。如果他们的母亲拒绝他们需要或以非惯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儿童就会形成不信任感。
如果护理是充满爱和惯常的,那么儿童就懂得他们可以不必为失去一位慈爱和信赖的母亲担心,所以,当母亲不在身边时,他们也不会有明显的烦燥不安。
婴儿首项社会成就是愿意母亲离开而不产生过分的焦虑和愤怒,因为她不仅具有一种外部的预见性,而且还发展了一种内在的信念。这种惯常的,持续的,同样的体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自我同一性意识,我想,这种自我同一性意识依赖于对大量内部识记的和预见的感觉的认识,以及依赖于对那些确实与大量外部熟悉的和可预见性的事物及人物有关的想像。(埃里克森1963,第247页)
当儿童形成的信任感超过不信任感时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危机方才得到解决。应当牢记,重要的是两种解决办法所占的比率。对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信任的儿童必然会陷入困境。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是积极的和有助于生存的。但是,信任感占优势的儿童具有敢于冒险的勇气,不会被绝望和挫折所压垮。
埃里克森说,一旦某一阶段的特征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那这个人的人格中就形成一种美德。美德是某些能够为一个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具有的基本信任超过基本不信任,就形成希望的美德。埃里克森把希望解释为“对热烈愿望的实现怀有持久的信念,尽管存在标志生存初期的那种隐晦的迫切要求及愤怒”(1964,第118页)。
我们可以说,得到信任的儿童敢于希望,这是一个注重未来的过程,而缺乏足够信任的儿童不可能怀有希望,因为他们必须为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而担忧。所以他们被目前所束缚。
婴儿后期(2-4岁)
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形成的自主性超过羞怯与疑虑,就形成意志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自我疑虑。
在这个阶段中。儿童迅速形成许许多多的技能。他们学会了走、爬、推、拉和交谈。更通俗地说,他们学会了如何抓握和放开。他们不仅把这些能力应用于物体,而且还应用于控制和排泄大小便。换句话说,儿童现在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些事情。因而儿童从这时起就介入了自己意愿与父母意愿相互冲突的矛盾之中。
父母必须按照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向,履行控制儿童行为的精心任务,而又不能伤害儿童的自我控制感和自主性。换言之,父母必须具有理智的忍耐精神,但仍然必须坚定地保证儿童的社会许可行为的发展。
如果父母过分溺爱和不公正地使用体罚,儿童就会感到疑虑而体验到羞怯。“持久的良好愿望与自豪感发自没有丧失自尊的自我控制感,持久的动辄爱疑虑和爱羞怯的倾向来自丧失自我控制感和过度的外部控制”(埃里克森1963,第254页)。
关于羞怯,埃里克森说:“羞怯意味着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无遗,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审视,一句话,它是一种自我意识。一个人被他人识破,并且在毫无准备之下被人识破……”(1964,第119页)。
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儿童形成的自主性超过羞怯与疑虑,就形成意志的美德。埃里克森把意志解释为:“进行自由决策和自我约束的不屈不挠的决心,尽管在幼年期不可避免地要体验到羞怯和疑虑”(1964,第119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危机积极解决的结果所形成的各种美德都是自我的功能。例如:希望和意志的美德对人生的价值具有某些影响,但它们很少影响人的生存。没有多少希望和意志美德的个人仍能生存,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满足生物(本我)的需要,但他可能不及那些充满希望和具有意志的人们那样灵活,那样乐观,或总的说来,没有那么幸福。
幼儿期(4-7岁)
主动对内疚的冲突,如果这个阶段的危机成功得到解决,就会形成方向和目的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自卑感。
在这一时期,儿童能更多地进行各种具体的运动神经活动,更精确地运用语言和更生动地运用想象力。这些技能使儿童萌发出各种思想,行为和幻想,以及规划未来的前景。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个阶段的儿童“一般对形状规格的差异,特别对性差异都产生一种毫不厌倦的好奇心……现在他在学习上大胆探索且精力充沛:这就致使他越出自己有限范围,投入未来无限的前景之中”(1959,第76页)。
在前两个阶段,儿童已懂得他们是人。现在他们开始探究他们能成为哪一类人。在这个阶段,儿童检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以便找到哪些是属于许可的范围,而哪些又是不许可的。如果父母鼓励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儿童会以一种健康的独创性意识离开这个阶段。然而,如果父母讥笑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儿童就会以缺乏自信心离开这一阶段。由于缺乏自主性,因此当他们在考虑种种行为时总是易于产生内疚感,所以,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别人为他们安排好的狭隘的圈子里。
如果儿童在这个阶段获得的自主性胜过内疚,就会形成目的的美德。埃里克森把目的解释为:“正视和追求有价值的目的的勇气,尽管这种目的曾被幼年的幻想,被内疚、被对惩罚的丢魂落魄的恐惧所阻挡”(1964,第122页)。随着儿童在前面三个阶段中所遇到的危机得到积极的解决,就获得了希望,意志和目的三个积极的美德。
童年期(7-12岁)
勤奋对自卑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能力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无能。
在这一阶段中,儿童学习各种必要的谋生技能以及能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者所具备的专业技巧。……内部发展阶段似乎是为“步入生活”而设置的,它不认为生活必须首先是学校生活,不管学校是田野,是丛林还是教室。儿童必须忘记他过去的希望和愿望,他丰富的想象被驯服,被一些非人性事物的法则所约束,甚至被读、写、算所约束。因为,尽管儿童在心理上已经具有做父母的基本因素,但他在生理上成为父母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劳动者和有可能养家活口的人。(埃里克森1963,第258—259页)
学校是培养儿童将来就业及顺应他们文化的场所。因为在大多数文化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存要求具备与他人合作的工作能力,所以社交技巧是学校传授的重要课程之。
儿童在这一阶段所学的最重要的课程是“体验以稳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来完成工作的乐趣”。(埃里克森1963,第259页)。在这门课程中,儿童可以获得一种为他在社会中满怀信心地同别人一起寻求各种劳动职业做准备的勤奋感。
如果儿童没有形成这种勤奋感,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引起他们对成为社会有用成员的能力丧失信心的自卑感。这种儿童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消极的同一性”,这个概念将在本章后面再做解释。
同这一阶段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危险,即儿童会过分重视他们在工作能力方面的地位。对这样的人说来,工作就是生活,因而他们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其它重要方面。“如果他把工作作为他唯一的义务,把某种工作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标准,那么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因循守旧的人,成为他自己的技术和可能利用他的技术的那些人的毫无思想的奴仆”(埃里克森1963,第261页)。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在这个阶段里,必须鼓励儿童掌握为未来就业所必需的技能,但不能以牺牲人类某些其它重要的品质为代价。
如果儿童获得的勤奋感胜过自卑感,他们就会以能力的美德离开这个阶段。“能力……是不为儿童期自卑感所损害的在完成任务中运用自如的聪明才智”(埃里克森1964,第124页)。象以上论述过的其它美德一样,能力是由于爱的关注与鼓励而形成的。自卑感是由于儿童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他的嘲笑或漠不关心造成的。
青春期(12-18岁)
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不确定性或说是无归属感、为人冷谈冷漠、缺乏关爱的意识。
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体现了童年期向青年期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在前四个阶段中,儿童懂得了他是什么,能干什么,也就是说,懂得所能担任的各种角色。在这个阶段中,儿童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识,最后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一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获得了一种同一性,长大成人了。获得个人的同一性就标志着这个发展阶段取得了满意的结局。
然而,这个阶段自身应当看作是一个寻找同一性的时期,而不是具有同一性的时期。埃里克森把这个时期称为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他用这一术语来表示青年人和成年期的间隔。
埃里克森在许多方面使用同一性(有时也称自我同一性)这一术语。例如,它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埃里克森1959,第118页)。他探讨了同一性和早期经验的关系:
正在生长和发展的青年人,他们正面临着一场内部生理发育的革命,面临着摆在他们前头的成年人的使命,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自己的感觉相比较,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各种角色及早期培养的技能和当今职业的标准相联系这个问题……。
这种以自我同一性的形式发生的整合在数量上超过了童年期的各种自居作用。它是自我把一切自居作用与力必多的变化,与先天遗传形成的自然倾向,与在社会各种角色中提供的机会进行整合的这种能力的自然增长的历程。所以,自我同一性的感觉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一种一个人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内在的恒常性和同一感 (心理上的自我),一旦这种同一性的自我感觉与一个在他人心目中的感觉相配时,那么,就表明一个人的“生涯”是大有前途的。(1963,第261—262页)
埃里克森没有为他在各个方面使用同一性寻找借口。他觉得既然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就应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它。
如果年轻人不能以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那他们就会以角色混乱或者也许会以消极的同一性来离开这个阶段。角色混乱是以不能选择生活角色为特征的,这样就无限制地延长了心理的合法延续期,或者说仅仅应诺了一些很快就抛弃的口头许愿。消极同一性是告诫儿童不要学习不良行为。埃里克森把消极同一性解释为:“是一种违背意愿地建立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并向个人呈现出所有最厌恶的,最危险的,然而也许是最真实的各种自居作用和角色之上的同一性” (1959,第131页)。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孩子的母亲对堕落成酒精中毒症的兄弟充满了一种无意识的恨铁不成钢的感情,她会有选择地仅对他儿子有可能重蹈其兄弟的命运那些特征作出重复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消极的”同一性对她的孩子来说,比他内心要成为好孩子的愿望更现实,他也许会努力成为一名醉汉……(1959,第131页)。
在埃里克森看来,角色混乱和消极的同一性可以解释美国青少年所表现出的许许多多骚乱和攻击现象。他在对美国黑人领袖哈尔科姆·厄克斯(HalcolmX)的分析中,得出以下要点,…… 如果儿童感到环境试图对允许他把下一阶段整合在他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的所有表现形式进行彻底地剥夺,那么,儿童就会以野兽突然被迫捍卫其生命般地进发出惊人的力量进行抵抗。的确,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如果没有同一性的意识就没有生存的感觉。(1964,第24页)
青少年也许会痛恨地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们的同一性:同一性意识的丧失常常表现为以一种讽刺和势利的敌意对待家庭或未来社会所提供的合适和理想的角色。作为要求的角色中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或全部各个部分,不管它是男性方面还是女性方面,是国籍方面还是阶级成员方面都会成为青年人加以辛辣讽刺的主要焦点 (埃里克森1959,第129页)。
为什么青年人在不能获得积极的同一性时要选择消极的同一性呢?埃里克森说,因为他“宁可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或者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人物,或者成为某个的确已经死了的人——总之,它们是经过自由选择的角色——而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太象样的人’(1959,第132页)。
如果青年人在这个阶段中获得了积极的同一性而不是角色混乱或消极的同一性时他们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埃里克森把忠诚定义为,“使忠诚得到持久和保证的能力,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体系的各种矛盾”(1964,第125页)。
前面四个阶段为儿童提供了形成“同一性’的“材料”。在这个阶段,个人必须同化这些材料。同一性的形成标志着童年期的结束与成年期的开始。从这时起,生活是对自我同一性的彻底表现。既然个人“知道他或她是什么人’,生活的任务就是引导“那个人”完满地渡过人生的其余阶段。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埃里克森的同一性与阿德勒的生活风格之间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似乎在形成的时间上。对阿德勒来说,生活风格是获得童年早期形成的优越和完美的手段。正如我们所知,埃里克森使用同一性这个术语描述了早期经验的整合为个人今后担负的主要角色的现象。生活风格和同一性这两个术语都涉及到一个按照个人生活而组织起来的重大主题,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乃在于这个主题形成的时间。
成年早期(18-25岁)
亲密对孤独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爱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混乱的两性关系。
弗洛伊德曾经把健康的人定义为一种充满爱而辛勤工作的人。埃里克森赞同意这个定义。但是他又指出,唯有具备牢固同一性的人才能敢于涉足与另一个人相爱的情河之中。具有牢固同一性的青年人热烈地寻求与别人的亲密关系……青年人是在寻求和保持同一性的过程中生成的,他们热切和乐意把自己的同一性与其他人的同一性融合在一起。他已具备了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也就是说,具备了成为协会会员和伙伴关系成员所须承担义务的能力以及具备了为遵守这些义务而发展的道德力量的能力,即使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和让步。(埃里克森1963,第263页)
没有形成有效工作与亲密能力的人会离群索居,回避与别人亲密交往,因而就形成了孤立感。埃里克森列举出为了有益于个人与社会而应当发展怎样一种亲密关系:
1、感情共鸣的情欲高潮
2、一个值得爱的伴侣
3、异性
4、能够并乐意与他分享相互的信任
5、能够并乐意与他共同严格遵守 a、工作周期 b、生殖周期 c、娱乐周期
6、还应使后代在所有发展阶段安全满意地发展。(1963,第266页)
如果个人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亲密能力胜过孤立能力,他们就会形成爱的美德。埃里克森把爱定义为“双方对永久抑制遗传导致的分工作用的对抗性的相互献身”(1964,第129页)。
埃里克森的理论一直被批评为说教。
很清楚,埃里克森所定义的在各种发展阶段对危机的积极顺应显然与基督教伦理观,与现存社会制度是一致的。潜伏在他理论中的危险 (正象一切理论一样)是,埃里克森描述的是他的希望而不是现存的事实。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一个理论家持有哪些偏见,以便当它们在理论中出现时能够迅速发觉。罗森(Roazen,1976)提出如下理由:
埃里克森理论的那种说教者的特征于不久前显露出来了。勿庸置否,对一个理论家来说与其以某种潜在的信念来发挥一种无形的影响,不如把他所信奉的观点阐明还要更好。然而,当人们仔细思考埃里克森那些对以往社会制度的好处持有恭敬态度的自我心理学的要义时,就会自始至终地看到呈现着一副说教的口吻:结婚,异性爱和生儿育女等等,这都毫无疑问是他所认定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第171页)
成年中期(25-65岁)
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关心的美德;如果危机得不到成功的解决,就会形成自私自利。
如果一个人能很幸运地形成积极的同一性,过上富有成效的幸福生活,那么他就会力图把产生这些东西的环境条件传递给下一代。这可以通过与儿童(不必是自己的孩子)提高直接的交往,或者通过生产或创造能提高下一代生活水平的那些东西来实现。
所以,繁殖在建立和指导下一代中是头等要事,虽然有些人由于不幸,由于其它方面特殊的和真正的天赋,而不能运用这个内驱力来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确,繁殖这个概念包含了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这类更为通俗的同义词的含义,但是这些同义词都是不能取代它的。(埃里克森1963,第267页)
没有产生繁殖感的人是以“停滞和人际贫乏”为特征的(埃里克森1963,第267页)。
一旦一个人的繁殖比率比停滞高,那么这个人会以关心的美德离开这个阶段。埃里克森把关心定义为“是一种对由爱,必然或偶然所造成结果的扩大了的关心,它消除了那种由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产生的矛盾心理”(1964,第131页)。
成年后期(65岁以上)
自我完整与绝望期的冲突。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得到成功地解决,就形成智慧的美德。如果危机得不到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失望和毫无意义感。
埃里克森把自我完整定义为,只有这种以某种方式关心事物和人们的人,才能使自己顺应形影相随的胜利和失望,顺应其他事物的创造者,或者说顺应各种产品和思想的创造者——只有在这种人身上,这七个阶段的果实方能日臻成熟。——我找不到比自我完整更好的词来表述它。(1963,第268页)
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只有回顾一生感到所度过的是丰足的,有创建的和幸福的人生的人才会不惧怕死亡。这种人具有一种圆满感和满足感。而那种回顾挫败人生的人则体验到失望。看起来似乎令人奇怪,但是体验到失望并不象体验到满足感的人那样敢于面对死亡,因为前者在一生中没有实现任何重大的目标。
这八个阶段不但依次相互关联,而且第八个阶段还直接与第一个阶段相联系。换言之,这八个阶段以一种循环的形式相互联系。
例如,成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儿童的信任感。埃里克森相信,“用这种说法一—如果儿童的长者完美得足以不惧怕死亡,那么这些健康的儿童也不会惧怕生活一来进一步解释成人的完整与儿童之间的信任感似乎是可能的”(1963,第Z69页)。如果个人获得的自我完整胜过失望,那他或她就以智慧的美德为一生的特征,埃里克森把智慧定义为“以对人生本身超然的关心,来面对死亡本身”(1964,第133页)。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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