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所谓难民,就是逃难之民,即由于自然灾害、战乱、饥荒、瘟疫等原因逃离家园的民众。难民营是指难民集中聚居的地方,可以是政府建立的,也可以是难民自发形成的。难民营这个概念的要素有二：一是纯难民或难民为主体；二是集中居住甚至形成村落或城镇。
按照我的这个定义,难民营也可以叫移民营。如果难民在安置区定居下来,也就成了移民。
现在来看看,蜀汉帝国像不像一个难民营。
刘备于公元217年在汉中称王,算是正式建国。此时蜀国地跨荆、益两州。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关羽丢了荆州。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的时候,蜀国的疆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滇北、陕南,拥有整个长江上游流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
成都的西部是东西走向的横断山脉,再往西是青藏高原；西北面是巴颜喀拉山余脉；北面是岷山。汉中的北面是秦岭；滇东北的南面是乌蒙山。整个蜀国的地形,三面环山,一面向水,像一个撮斗向东倾斜。
四川盆地的出口是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是四川盆地狭窄的门户。从地形地势来看,四川盆地活脱脱就是一个囚笼。
这样的一种地势地形,理论上来说,易守难攻。只要派兵守住北面的几个山隘和东面的长江三峡,便万事大吉。现实是,容易守住的地方,也就是难以出去、难以扩张的地方；挡住了别人的同时,也就困住了自己。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又有都江堰的灌溉,沃野千里,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在农耕时代,成都平原是个活命过日子的好地方。即使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成都人生活的悠然自得,也是全国大都市中首屈一指,让人想得打喷嚏。
在大动乱的年代,所谓的三战之地、四战之地,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或政治中心。这个时候,封闭的四川盆地就是民道乐土了,肯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涌入。
四川盆地又像一座营垒,关起门来,自成一家,自成一统。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外面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感觉肯定很好。统治者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会有几分洋洋自得,夜郎自大；同时,与世隔绝,坐井观天,可能会有几分恐惧、沮丧。
正是统治者的这种内心的自得与沮丧并存,安全感与恐惧感混杂的心态,加上四川盆地的地缘、经济特征,使动乱时期的西南政治和政权独具特色。
所谓特色,就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表征,也就是少见的东西。少见则多怪。自然,大动乱时期四川盆地政治、经济的这种特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就显得有些怪怪的了。
东汉后期,益州政治权力的脱离中央,始于益州牧刘焉。
刘焉为皇室远支,少仕州郡,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太常。黄巾动乱后,乘势而起的各地军阀、郡守、豪强权势日重,刘焉上书汉灵帝刘宏,建议改刺史为州牧,遴选清名重臣出任州牧,以加强中央集权。
东汉王朝的州,并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监察单位。每个州设一个刺史部,派驻一名刺史,负责本州的吏治、风纪监察。州牧则是拥有军政大权的地方首脑。理论上讲,州牧们可以拱卫中央前提是,他们乖乖地听话。表面上看,刘焉的这个建议的确不错。
刘焉建议设州牧,并非出于公忠体国。这时候,刘焉意料,天下即将大乱,东汉王朝国将不国。刘焉的本意,是想趁机谋个州牧的干干,远离朝廷的政治漩涡而避祸。
原先,刘焉是想到交趾任州牧的。侍中董扶告诉刘焉,益州有天子气。刘焉便心猿意马起来,遂属意于益州这个地方。恰巧益州刺史_俭横征暴敛,激起民变,被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刘焉也就遂了心愿,顺利地当上了益州牧。
可以说,刘焉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益州的政治避难。刘焉到任后,把州政府搬到绵竹,招降纳叛,广施恩惠,阴谋自立。刘焉杀豪强以立威,镇压反对派,派他情妇的儿子督义司马张鲁进入汉中,断绝通往关中的栈道,杀害中央政府委任的汉中官吏。
益州形势很快安定下来,刘焉掌握了益州的实际权力。
刘）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
批准自己享受起皇帝的待遇来,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刘焉赴益州上任时,只带侄子刘瑁同往,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刘璋都留在皇帝身边。刘焉反志渐露,献帝派刘璋去益州劝诫他的老爸,刘焉将刘璋留在身边,不予遣返。
公元194年,刘焉阴使刘范串通西凉军阀韩遂、马腾,袭击长安,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韩、马大败,刘范战死,刘诞被杀。议郎庞羲收留刘焉在京城的孙子,并送到益州。恰好绵竹城失火,刘焉越级享受的一些待遇如车具之类被烧毁殆尽,并殃及百姓。
刘焉痛失二子,又感天灾报应,将益州牧的治所搬回成都,发背疽而亡。
按照我的这个定义,难民营也可以叫移民营。如果难民在安置区定居下来,也就成了移民。
现在来看看,蜀汉帝国像不像一个难民营。
刘备于公元217年在汉中称王,算是正式建国。此时蜀国地跨荆、益两州。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关羽丢了荆州。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的时候,蜀国的疆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滇北、陕南,拥有整个长江上游流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
成都的西部是东西走向的横断山脉,再往西是青藏高原；西北面是巴颜喀拉山余脉；北面是岷山。汉中的北面是秦岭；滇东北的南面是乌蒙山。整个蜀国的地形,三面环山,一面向水,像一个撮斗向东倾斜。
四川盆地的出口是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是四川盆地狭窄的门户。从地形地势来看,四川盆地活脱脱就是一个囚笼。
这样的一种地势地形,理论上来说,易守难攻。只要派兵守住北面的几个山隘和东面的长江三峡,便万事大吉。现实是,容易守住的地方,也就是难以出去、难以扩张的地方；挡住了别人的同时,也就困住了自己。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又有都江堰的灌溉,沃野千里,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在农耕时代,成都平原是个活命过日子的好地方。即使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成都人生活的悠然自得,也是全国大都市中首屈一指,让人想得打喷嚏。
在大动乱的年代,所谓的三战之地、四战之地,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或政治中心。这个时候,封闭的四川盆地就是民道乐土了,肯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涌入。
四川盆地又像一座营垒,关起门来,自成一家,自成一统。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外面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感觉肯定很好。统治者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会有几分洋洋自得,夜郎自大；同时,与世隔绝,坐井观天,可能会有几分恐惧、沮丧。
正是统治者的这种内心的自得与沮丧并存,安全感与恐惧感混杂的心态,加上四川盆地的地缘、经济特征,使动乱时期的西南政治和政权独具特色。
所谓特色,就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表征,也就是少见的东西。少见则多怪。自然,大动乱时期四川盆地政治、经济的这种特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就显得有些怪怪的了。
东汉后期,益州政治权力的脱离中央,始于益州牧刘焉。
刘焉为皇室远支,少仕州郡,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太常。黄巾动乱后,乘势而起的各地军阀、郡守、豪强权势日重,刘焉上书汉灵帝刘宏,建议改刺史为州牧,遴选清名重臣出任州牧,以加强中央集权。
东汉王朝的州,并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监察单位。每个州设一个刺史部,派驻一名刺史,负责本州的吏治、风纪监察。州牧则是拥有军政大权的地方首脑。理论上讲,州牧们可以拱卫中央前提是,他们乖乖地听话。表面上看,刘焉的这个建议的确不错。
刘焉建议设州牧,并非出于公忠体国。这时候,刘焉意料,天下即将大乱,东汉王朝国将不国。刘焉的本意,是想趁机谋个州牧的干干,远离朝廷的政治漩涡而避祸。
原先,刘焉是想到交趾任州牧的。侍中董扶告诉刘焉,益州有天子气。刘焉便心猿意马起来,遂属意于益州这个地方。恰巧益州刺史_俭横征暴敛,激起民变,被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刘焉也就遂了心愿,顺利地当上了益州牧。
可以说,刘焉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益州的政治避难。刘焉到任后,把州政府搬到绵竹,招降纳叛,广施恩惠,阴谋自立。刘焉杀豪强以立威,镇压反对派,派他情妇的儿子督义司马张鲁进入汉中,断绝通往关中的栈道,杀害中央政府委任的汉中官吏。
益州形势很快安定下来,刘焉掌握了益州的实际权力。
刘）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
批准自己享受起皇帝的待遇来,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刘焉赴益州上任时,只带侄子刘瑁同往,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刘璋都留在皇帝身边。刘焉反志渐露,献帝派刘璋去益州劝诫他的老爸,刘焉将刘璋留在身边,不予遣返。
公元194年,刘焉阴使刘范串通西凉军阀韩遂、马腾,袭击长安,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韩、马大败,刘范战死,刘诞被杀。议郎庞羲收留刘焉在京城的孙子,并送到益州。恰好绵竹城失火,刘焉越级享受的一些待遇如车具之类被烧毁殆尽,并殃及百姓。
刘焉痛失二子,又感天灾报应,将益州牧的治所搬回成都,发背疽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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