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沈阳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沈阳的历史源头在哪里?对于沈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不断地探寻。直到20世纪70年代,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水稻技术员将考古工作者带进了七千年前的村落,找到了沈阳历史的源头。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发现新乐遗址那是1972 年冬季的一天,沈阳市东陵公社水稻技术员孟方平受公社委派,到沈阳故宫博物馆购买处理的锅炉。偶然在故宫收发室听到考古部的同志向前来送交文物的人讲解文物知识,受到启发,联想到不久前在北陵公社院内挖沟时挖出的陶片等,会不会是文物呢?遂于第二天将自己捡到的部分陶片等送到故宫,经考古部同志鉴定,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同时嘱托老孟,如果再发现这类文物,一定要及时报告。孟方平十分高兴。过了一天,北陵公社在挖暖气沟时,又发现了一件环形石锤和一件石杵,以及红烧土、陶片等。考古部的同志接到老孟的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勘察,又捡出两片拇指甲大小的带“之”字纹的陶片,并告诉老孟,这种陶片可能比那两件石器的年代要早。从此,老孟对考古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从1972年冬到1973年春,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到基层指导工作之便,对全公社及邻近地区进行了普查,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址,并带着采集的标本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汇报。1973年春,市文管办组成考察队,对老孟发现的几个遗址点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当复查到新乐电工厂宿舍院内时,在十八间房西山墙外一处被拆除的仓库地基断面上,看到了原始的文化层。老孟介绍说,在该处最深的土层里,还曾发现像煤一样的东西(发掘后知道是煤精制品)。大家经过全面分析,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堆积较厚,具有发掘价值。为了进一步查明新乐遗址的时代及其文化内涵,沈阳市文管办于1973年10月15日至10月31日,对十八间房西侧进行了第一次试掘。这次试掘,只开了两条探沟和九个探方,但却取得了重要收获。
首次确认遗址有两层文化堆积,上层出土遗物主要以鼎、鬲等三足陶器为主,属于青铜时代文化;下层发现了房址、火,出土了以压印“之”字纹深腹罐为主要器型的陶器,以及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煤精制品等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乐遗址房址复原
新乐遗址的重要发现从1973年第一次试掘以后到1993年,考古工作者对新乐遗址又进行了四次发掘,共发现下层房址四十余座,其中三座大型房址面积均在100平方米左右,呈“品”字形排列,周围分布着中小型房址,房址之间相距不足3米。中型房址仅有五座,面积39平方米~72平方米;剩下均为小型房址,面积8平方米~35平方米。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每座房址的中部有火,有的房屋边缘也有火。部分房址发现柱洞,有的柱洞多至三层,柱洞内大多垫有陶片或碎石块。门道位于东壁或南壁,为斜坡式,但有的房址未发现门道。在目前发现的四十余座房址中,以2号房址最为重要。它位于整个遗址接近中心的部位,东西长11.1米,南北宽8.6米,面积达95.5平方米。房内的居住面经火烘烤过,中心部位有火。房址内发现三十四根被火烧过的炭化木柱,最粗的直径0.2米,最细的直径0.1米,保存最长的一段木柱残长近2米。较粗的木柱多数倒向中间,略细的木柱多数与四壁平行。房址内共发现柱洞五十六个,分三周排列,这些发现都为进一步探求房屋建筑方法提供了线索。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深腹筒形罐和簸箕形斜口器
新乐下层房址中出土了大量遗物,总数在三千件以上,仅2号房址就出土各类遗物五百四十多件。遗物的种类主要有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煤精制品、炭化木雕制品、炭化谷物、炭化果壳、赤铁矿石及石墨等。石器有磨制、打制和细石器三类,其中细石器数量最多,约占石器总量的百分之四十,打制石器的数量仅次于细石器,磨制石器数量最少。打制石器中敲砸器、刮削器占多数,其次有网坠、铲等;磨制石器中镞的数量最多,另外有磨盘、磨棒、研磨器、刀、锛等;细石器中石叶、镞、尖状器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刮削器、石核等。
与石器相比,骨器出土数量较少,主要形制有锥、笄和镞。新乐下层发现的兽骨也很少,推测可能与这里的土质多酸性,骨质类不易保存有关。只出土了猪、羊、鹿等几种动物的骨骼,猪牙还保存肉食类动物牙齿的形态,属于野猪还是家猪还难以确定。
新乐遗址出土的细石器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数量约占陶器的百分之九十,有少量夹滑石黑陶、泥质红陶和泥质灰褐陶,个别小陶器上有红陶衣。陶器皆为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手制,火候较低,胎质较疏松。器型以平底深腹筒形罐为主,约占全部陶器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另外还有少量簸箕形斜口器、高足钵、碗等。陶器多饰压印纹,以压印“之”字纹、旋纹为主,其次有压印蓖点纹、锥刺纹,素面者极少。深腹罐口沿下一般都有一周凹带,内饰压印斜线纹、三角纹等;器身满饰压印“之”字纹,多为竖压横排,也有少数横压竖排“之”字纹与竖压横排“之”字纹同饰于一器者。有部分深腹罐通身装饰压印弦纹。斜口器的“之”字纹则施于斜口之下和口沿边缘,外鼓的背部一般不施纹饰。
新乐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
新乐遗址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煤精制品,制作精细,打磨光滑。
器形主要有圆泡形、耳珰形、球形等三大类,此外还有圆锥形、椭圆形、圆饼形、帽盔形等几种。这些煤精制品都无穿眼和孔鼻,无法佩戴,所以排除装饰品的可能性。有的研究者认为大部分煤精制品都是配套出土的,基本组合是耳珰形器、球形器和帽盔形器各一件为一个组合,极有可能是与占卜等巫术活动有关的用具。
新乐遗址还发现玉斧和玉凿式雕刻器,刃部甚为锋利,有的刃部还遗留有使用的痕迹。此外,还发现了用作装饰品的黑色玉珠和白色石珠。
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艺术品
在2 号大型房址内,还出土了炭化谷物、炭化果核、榛子壳等;还有用果核制成的串珠之类的装饰品。炭化谷物经辽宁农业科学院育种研究所鉴定,近似东北大黄米。
特别令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的是,在2号房址的东北角,发现了一件木雕艺术品。出土时已折为三段,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扁平体,下部为圆柱体直柄,通长40厘米,上部宽4.5厘米,下部直径1厘米~1.5厘米。残损较严重,上部双面雕刻,纹饰相同,略作图案化,大致可看出头、嘴、身、尾四部分。头作涡旋状,嘴呈三角形大尖嘴,其中心似睛;身部刻有整齐的菱格形纹饰,部分镂空。下部的圆柱体修饰光滑,尾端稍有弯曲。雕工精致,线条流畅。发掘者认为,这件木雕为鸟形,并推测为权杖,雕刻的为图腾徽识。近来也有学者认为,这件木雕可能是作为礼器使用的龙纹发笄。
经对房址出土的木炭的C14测定,新乐遗址下层文化的年代约为六千八百至七千二百年。由此可以确定,新乐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是目前沈阳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类生活遗迹。
走进原始人的村落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揭开了蒙在新乐遗址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得以了解七千年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下面,就让我们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引领,走进这个原始村落,看看那时候的沈阳人是怎样生活的吧。
新乐遗址位于沈阳新开河北岸的台地上。遗址分布面积约18.7万平方米,遗址中心区域2.25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南北长600米,东西宽50米~80米的中心区域内共发现房址四十余座,如果再加上没有发掘或被破坏的房址,推测这个村落有房屋至少在五十座以上;如果以每座房屋住四口人计算,人口超过二百人;这在原始社会应是比较大的村落了。当时的房屋比较简陋,都是半地穴式。就是先在地面上下挖半米左右作为房屋的地面,再在地面周围挖出柱础,然后以树木搭起屋架,墙壁抹以草拌泥,房盖上铺茅草。为了防潮,有的房屋的墙壁和地面,还用火加以烘烤。当时的社会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中小型房屋为各家庭居住,大型房屋可能是氏族成员集会和公共活动或劳动的场所。
新乐遗址生活想象复原场景
七千年前,沈阳的气候比今天的平均温度高三至五度,比较湿润。新乐人生活的台地及其附近,植被比较茂盛,主要由落叶和阔叶树木及各种草本植物组成,缺乏针叶树种;山坡上生长着以柞栎、核桃楸、胡桃、栗子为主的阔叶林,山坡下及河边则生长着山杏、山里红、榛子等灌木丛,河流两岸的平川上生长着茂密的榆树和柳树林。
当时,台地南面的新开河比现在大得多,河床低于现今地表约5米,宽约几百米。新乐人的经济生活可能主要以渔猎为主,采集仍占一定的比例;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和炭化谷物的发现,说明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 种植“黍”一类的谷物。劳动可能已有一定的分工。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
新乐人已经掌握了制陶工艺,他们用泥片盘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生产陶器,在陶坯未干时,用弧形骨片一类的工具在还未干的陶坯上压印出成排的“之”字纹,然后再烘烧。这种压印纹,有人推测可能来自植物编制物的模仿。新乐文化的陶质都比较疏松,火候不高,表明制陶业还不够发达。他们生产的陶器已经比较规范,但器类简单。主要器型是深腹直筒罐,既是炊具,又是贮藏器;食器很少,只见高足钵和小碗,反映新乐人的物质生活比较简单。还有一种斜口簸箕形陶器,出土在一个“边灶”旁,考古学家认为是保存火种使用的。与此相类似的器物,还发现于辽西的红山文化、赤峰富河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在吉林左家山遗址中也有出土。上述文化的年代都晚于新乐文化,说明它们的斜口器可能来源于新乐文化,由此可见新乐文化的广泛影响。
新乐人虽然生活比较原始,但已经有了爱美的观念。他们用玉、石、果核做成串珠,作为项饰。遗址内发现的赤铁矿和石墨碎块都有使用痕迹,显然是用来作美化装饰的。在2 号房址发现的木雕艺术品,雕工精美,线条流畅,代表了七千年前的艺术水准。如果认定所雕为鸟的话,或可证明,新乐文化是信奉鸟图腾的氏族。另外,他们还用各种煤精制品来占卜,预测吉凶。
据考察,新乐的煤精制品的原料采自盛产煤炭的抚顺地区,玉器的材料可能来自岫岩。这说明新乐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活动范围;这些材料也可能是与邻近的部落交易所得。
新乐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与石磨棒
保护新乐遗址新乐遗址的发现, 为沈阳的历史找到了源头,将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七千年前。与此同时,它的考古价值和学术意义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确定新乐遗址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地位,辽宁考古、博物馆学会、沈阳市文管办于1982年7 月5 日~8 日,在沈阳联合召开了“新乐遗址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新乐遗址发现的意义,认为是东北考古学的一次重大突破。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乐遗址下层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能明确地与周围诸文化区别开来,并有一定的分布区域,已完全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将其定名为“新乐文化”,完全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
参加会议的代表对新乐遗址的保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呼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关心新乐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利用好这处重要遗址。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考察新乐遗址出土文物
根据专家学者的科学论证和呼吁,沈阳市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21日公布新乐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1984年5月组建新乐遗址文物管理所,1984年7月新乐遗址博物馆南部展厅对外开放。1986年新乐遗址文管所更名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2001年6月,国务院将新乐遗址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新乐遗址博物馆已成为展示沈阳悠久历史、对市民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