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动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欧洲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它不仅将自然科学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启蒙,在西方社会从中古向近代的过渡中谱写出不朽的历史篇章。古典时代的西方,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等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到了中世纪,自然科学却陷入绝境。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既没有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去进行科学研究,封建等级秩序也限制了人们探索客观世界的主动精神。同时,在天主教“神本”学说的浸染下,人们恪守神学伦理的清规戒律,将未来寄托在来世的“天国”,对客观自然现象既无多少兴趣,也缺乏自主思考的权利。在此情况下,自然科学沦为神学的恭顺的奴仆,其固有的生命活力在宗教的灵光之下窒息殆尽。自11世纪开始,随着“东学西渐”浪潮的涌动,阿拉伯人逐渐将其所保存的西方古典文化遗产与穆斯林的科学知识传播到西欧,自然科学有了复苏苗头。不过,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复苏才大面积地凸显出来,并演进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此时,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成长,社会生产走出了自然经济模式的狭小天地,对科学知识与技术的要求迫切增长,“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另一方面,到了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欧人的“世界”视域空前扩大,对客观世界奥秘的好奇心理日益强烈。尤其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思潮驱散了神学的阴霾,促成的“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赋予了人深入思考与大胆探求的自主权利。于是,一些科学家逐渐冲破神学传统的藩篱,将目光投射到广阔而复杂的客观物质世界,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实验与思考,掀起了划时代的“科学革命”。哥白尼(1473――1543)是这一“科学革命”的伟大先驱。这位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波兰天文学家通过多年对天象的观测与研究,撰写出著名的《天体运行》一书,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日心说”。在此之前,中世纪的欧洲盛行着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且静止不动,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星球都围绕着地球转动。由于此说符合神学需要而被中世纪教会推崇。教会将“地心”说与其“上帝创世”说融为一体,以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来为其神权辩护。教会宣称,地球因系上帝所创造而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则是上帝创造的点缀宇宙的装饰品,“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教皇是地球的中心”。于是,“地心说”成为与圣经一样神圣的经典而不容怀疑与否定。针对这样的说教,哥白尼勇敢地指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不过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普通行星,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行。地球本身也是以地轴为中心自转的。受时代的局限与希腊传统观念的影响,哥白尼将太阳作为宇宙的中心 ,并认为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而且是等速运动的。这些认识缺陷不久又为新的科学研究所纠正。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1548―1600)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论著中进一步提出,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无限的宇宙及其中的任何星球都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通过探讨,在《新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行星运动的客观规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所有这些补正,使天文学的假说更加符合自然界本身的真实。与此同时,不少医学家勇于向传统观念与神权挑战,在人体认识上取得重大突破。原先,古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曾创立有关人体的“三位一体”说,即认为人的肝脏、肺与大脑分别产生的“自然”、“生命”、“智慧”三种灵气混入人体而构成生命,血液产生于肝脏,存在于静脉之中,进入右心室后有室壁渗透流入左心室,经过全身后就消耗干净。这一学说将虚幻的“灵气” 看成生命之本,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基督教“上帝造人”说的需要,因而也被中世纪教会视为神圣“信条”。到了文艺复兴时,比利时的医生维萨留斯(1515―1564)发表《人体结构》一书,对盖伦的学说提出挑战。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1511―1553)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从右心室流肺部,通过曲折路线到达左心室。为了彻底推翻盖伦学说的谬误,英国解剖学家哈维(1578―1657)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了《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发了血液运动的规律。他指出,心脏是血液运动的中心和动力的来源,它像水……一样将血液压进血管,导致血管扩张而产生脉搏。心脏中间没有血液流通渠道。右心房收缩,将血液压入右心室;右心室收缩,将血液压入肺动脉,然后经肺静脉进入左心房;左心房收缩,将血液压入左心室;左心室收缩,血液被压入主动脉,然后经静脉流入右心房。心脏的四个瓣膜和血管的瓣膜起着单向阀门的作用,因此血液不能倒流。这一重大发现使他成为近代生理学的鼻祖。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以天文学和医学为突破口,破除了人们长期迷信的并带有宗教灵光的权威观点,树立起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形成了一整套观察、实验与思考的方法,由此为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指出,“自然科学借以宣布独立”的重要依托物“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这一著作问世后,“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另一方面,这也是一场动摇神权统治基础的思想革命。科学家在天文学上的研究,证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阐发了宇宙的无限性与物质性,由此而形成了对教会蒙昧主义的“上帝创世”说、“灵魂得救”说、“天国”说等予以有力冲击。而在医学上,科学家们将教会鼓吹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且笼罩在神意光环下的人,作为物质的人与生理的人来加以审视和考察,并揭示了人体构造的某些客观物质规律。于是,中世纪神权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神圣的理论依据。“科学革命”还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当时的天文学家、医学家因其科学假说常常惨遭教会迫害,但他们从不放弃对科学真理的孜孜追求,布鲁诺、塞尔维特等甚至为此还被教会作为异端处以火刑。这种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的内在动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当前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人,应该为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把自己培养成掌握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创造型人才。“才以学为本”,“学而为智者,不学而为愚者”。要用人类创造的优秀科学文化成果把自己武装起来。科学史知识是这种创造人才优化的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分。任何科学知识的发现和技术成果的发明,都有一个酝酿、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其中不但渗透着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顽强拼搏、百折不挠、尊重事实、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而且包含着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善于创造性地运用类比、模型、猜测、推理和想像等找到突破口的正确思路和科学方法。科学史就是通过这些生动具体、有血有肉的科学探索的史实,告诉人们科学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那些名垂青史的科学大师们是如何成长、如何成功的;使读者从中受到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科学精神的激励,并从科学家们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中学习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思维,领悟到一点科学创造的“天机”,获得超出课堂知识学习的有益启示。英国哲学家F.培根说:“学史使人明智。”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说,学史可以“益人神智”。在人类五千年的科技发展中,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发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科学史的园地里真是五彩缤纷、气象万千,我们不可能对这个历史过程作全景式的描述。这套丛书就像一个科学史“导游图”,只是从各个历史时期的科技发展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作为一个个“景点”,引导读者沿着历史的足迹,领略一下用人类智慧构筑成的科学大厦奇伟瑰丽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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