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意内言外、言不尽意和言内意外
这三个词在说明语言或语言现象的时候常被用到，它们都从某一方面阐释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意内言外
先来看看“词”和“意内言外”。
《说文解字》中，“词”字分属“司”部之下，并且是该部所收的惟一一个字。并且这个字还是一个一直沿用至今而未逝，字形也基本不变的字。而许慎对“词”字的释义正是：“意内言外者也。从司从言。”而“司”字释为：“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凡司之属皆从司。”
王力的《古代汉语》中曾说到，不把显然与“言”、与说话相关的“词”字收归“言”部，却要放入俨然如同专设的“司”部，可见《说文》不尽科学之处。我倒以为，此举固然可能是其不够科学的表现，却也反映出许氏对“词”相当的重视。“词”作为“司”部之下的唯一一个字，正是强调了“词”这个字与其他“言”部之字所不同的“司”意。依《说文》，“词”当是一个会意字，“司”为“臣司事于外者”，“词”其实就是“以‘言’为‘司事于外’之臣的事物”。“词”当然不仅仅指现代意义常用的“词语”的“词”，应当作“言词”解，大致可以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而“意内言外”，恰恰向我们阐释了语言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以语音为外在表现形式，内里包含相应的意义。“外”指外在，表面所有，表面可得；“内”则指内在，非一望或一听可知的。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是客观的，可为人的感官所感知的，但它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可以说“言外”；而意义却是在约定俗成、得以与形式结合之后，人们经过后天的习得，才可以理解，故说“意内”。
所以我以为，“意内言外”可算是关于语言的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而《说文》对“司”和“词”的处理——不论是能力未及不尽科学的无意之作，还是有意为之——是不无道理的。
又，略提一笔：《说文》“司”字释条中有“从反后”，以篆体来看，“司”字的确是“后”的左右反写字，可见二者应当是有一定联系的。“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凡后之属皆从后。”“后”，即君主，君主是在庙堂之内治国者，“发号者”，是治国、发令但不做具体事务的。而“司”是“臣司事于外者”，那么它“从反后”就我看来就很合理了。
言不尽意
语言是声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但客观事物的无穷和我们对其认知的永远的有限，决定语言永远无法准确地表达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义。这就可说是“言不尽意”了。这个意义上的“言不尽意”指出了语言的某种特征。
此外，我们也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不去努力地精确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反而用上一些诸如体态、动作的其他表达方式，甚至再配合一定的情境，共同进行表达，反而可能达到更佳的表达效果，这也是“言不尽意”。
“言不尽意”是说：意思寄于“言”，而在“言”的基础上又可能、或可以离开“言”，使不尽之意含于“言外”。
这种“言不尽意”，“言不尽意”造成的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必须的补充，也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之一了。
言内意外
当“言不尽意”成为有意为之的语言运用手法时，便是“言内意外”了。
尤其进行文学创作时，“言内意外”是种极常见且重要的方式。
“言内意外”与“意内言外”并不矛盾。后者指出“词”或者说语言的特征，“内”指内容；“外”指形式。而“言内意外”指语言之中、表面的言辞之内，具有对意义的启发性和暗示性，有耐人琢磨和品味、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从字面看所不具有的意义。“言内”是字面范围之内，“意外”是深意或真意在言外。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举个例子：“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这是一首写七夕的诗，貌似简单摹写情境，看不出诗人的什么别意。推敲之下，方可从中读出孤独生活和凄凉心境。“银烛秋光冷画屏”、“天阶”，可见所写为宫院生活。“轻罗小扇扑流萤”，流萤所出处，皆荒凉少人烟处，皇宫院落中如此荒凉，再加“扑流萤”所隐现的无聊之感，可见生活之孤独、景况之凄清。因此，到了“坐看牵牛织女星”，也就自然地让人读出了一份凄凉幽怨的心情。这首诗是“诗中不着一意，言外含情无限”（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转引自《千家诗评注》）。
再看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把其当作游春诗来看待，固然也是可观之作，但若以其为朱熹本意就不当了。“泗水”在此当是喻孔门，因为宋室南渡，泗水已经不在其统治区，而在金人统治区内，朱熹足迹是不可能到达的。因此不应认为是游春踏青之作。此诗当是讲治学心得的，“泗水”喻孔门（因孔子葬于鲁城北之泗上，后世便常以“泗上”为儒学的代称），“寻芳”喻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谓已进入佳境。全诗以景语言理，生动流丽。“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两句，也算得是情景理交融的佳句了。
“言”与“意”的关系，是历代文学理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这是后话，改日再作相关札记。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这三个词在说明语言或语言现象的时候常被用到，它们都从某一方面阐释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意内言外
先来看看“词”和“意内言外”。
《说文解字》中，“词”字分属“司”部之下，并且是该部所收的惟一一个字。并且这个字还是一个一直沿用至今而未逝，字形也基本不变的字。而许慎对“词”字的释义正是：“意内言外者也。从司从言。”而“司”字释为：“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凡司之属皆从司。”
王力的《古代汉语》中曾说到，不把显然与“言”、与说话相关的“词”字收归“言”部，却要放入俨然如同专设的“司”部，可见《说文》不尽科学之处。我倒以为，此举固然可能是其不够科学的表现，却也反映出许氏对“词”相当的重视。“词”作为“司”部之下的唯一一个字，正是强调了“词”这个字与其他“言”部之字所不同的“司”意。依《说文》，“词”当是一个会意字，“司”为“臣司事于外者”，“词”其实就是“以‘言’为‘司事于外’之臣的事物”。“词”当然不仅仅指现代意义常用的“词语”的“词”，应当作“言词”解，大致可以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而“意内言外”，恰恰向我们阐释了语言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以语音为外在表现形式，内里包含相应的意义。“外”指外在，表面所有，表面可得；“内”则指内在，非一望或一听可知的。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是客观的，可为人的感官所感知的，但它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可以说“言外”；而意义却是在约定俗成、得以与形式结合之后，人们经过后天的习得，才可以理解，故说“意内”。
所以我以为，“意内言外”可算是关于语言的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而《说文》对“司”和“词”的处理——不论是能力未及不尽科学的无意之作，还是有意为之——是不无道理的。
又，略提一笔：《说文》“司”字释条中有“从反后”，以篆体来看，“司”字的确是“后”的左右反写字，可见二者应当是有一定联系的。“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凡后之属皆从后。”“后”，即君主，君主是在庙堂之内治国者，“发号者”，是治国、发令但不做具体事务的。而“司”是“臣司事于外者”，那么它“从反后”就我看来就很合理了。
言不尽意
语言是声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但客观事物的无穷和我们对其认知的永远的有限，决定语言永远无法准确地表达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义。这就可说是“言不尽意”了。这个意义上的“言不尽意”指出了语言的某种特征。
此外，我们也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不去努力地精确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反而用上一些诸如体态、动作的其他表达方式，甚至再配合一定的情境，共同进行表达，反而可能达到更佳的表达效果，这也是“言不尽意”。
“言不尽意”是说：意思寄于“言”，而在“言”的基础上又可能、或可以离开“言”，使不尽之意含于“言外”。
这种“言不尽意”，“言不尽意”造成的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必须的补充，也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之一了。
言内意外
当“言不尽意”成为有意为之的语言运用手法时，便是“言内意外”了。
尤其进行文学创作时，“言内意外”是种极常见且重要的方式。
“言内意外”与“意内言外”并不矛盾。后者指出“词”或者说语言的特征，“内”指内容；“外”指形式。而“言内意外”指语言之中、表面的言辞之内，具有对意义的启发性和暗示性，有耐人琢磨和品味、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从字面看所不具有的意义。“言内”是字面范围之内，“意外”是深意或真意在言外。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举个例子：“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这是一首写七夕的诗，貌似简单摹写情境，看不出诗人的什么别意。推敲之下，方可从中读出孤独生活和凄凉心境。“银烛秋光冷画屏”、“天阶”，可见所写为宫院生活。“轻罗小扇扑流萤”，流萤所出处，皆荒凉少人烟处，皇宫院落中如此荒凉，再加“扑流萤”所隐现的无聊之感，可见生活之孤独、景况之凄清。因此，到了“坐看牵牛织女星”，也就自然地让人读出了一份凄凉幽怨的心情。这首诗是“诗中不着一意，言外含情无限”（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转引自《千家诗评注》）。
再看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把其当作游春诗来看待，固然也是可观之作，但若以其为朱熹本意就不当了。“泗水”在此当是喻孔门，因为宋室南渡，泗水已经不在其统治区，而在金人统治区内，朱熹足迹是不可能到达的。因此不应认为是游春踏青之作。此诗当是讲治学心得的，“泗水”喻孔门（因孔子葬于鲁城北之泗上，后世便常以“泗上”为儒学的代称），“寻芳”喻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谓已进入佳境。全诗以景语言理，生动流丽。“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两句，也算得是情景理交融的佳句了。
“言”与“意”的关系，是历代文学理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这是后话，改日再作相关札记。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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