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叙事散文,内容不限,600字以上,要快啊!!

如题所述

回忆我的母亲  
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 《回忆我的母亲》
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朱德的母亲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 朱德与母亲塑像
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藤野先生(8张)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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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7-25
轻轻叩响老木屋的门环
轻轻地轻轻地走近老木屋,轻轻地叩响它的门环,我听它的声音,似乎还回味着古老的歌声。八年了,我终于又回来了。我环视四周,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房,洁白的墙,青色的瓦,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也许我太守旧,我更喜欢那点缀其中的棕色老木屋。它是我爷爷的爷爷建造的,它就是我的“根”。
我热爱江南,我热爱家乡,热爱老木屋。
爷爷奶奶早已搬出了老木屋,这里变成了仓库。我推开木门,轻轻地踏着地板,它“吱呀、吱呀”地响,地上堆着爷爷编的草窝窝,而我和弟弟一点儿不怕爷爷,老在爷爷干活时去捣乱,拔拔他的胡子。满天星斗灿烂的夜晚,他搂着我们讲嫦娥奔月、武松打虎的故事……老屋墙上菩萨像至今还没有摘掉,那是妈妈买来的,她对着菩萨拜呀拜,我们拉着她的衣襟学她的样子……屋内的土灶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爷爷不在这儿烧饭,我们玩儿藏猫儿时都抢着往里钻,那里最安全,可是等爬出来,就满脸满身的黑,这可免不了挨大人们的骂,有时还挨打,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疼,又钻了进去。如今,土灶上落了一层厚土,可那口大铁锅还坐在上面,和以前一模一样。登上阁楼,那里一片空荡荡,只剩下一把躺椅。我躺在上面,仰头透过天窗看那流云,虽然只能见一星一丝,偶尔看到一只小鸟,却也乐趣无穷,闭上眼睛,享受这无穷的宁静,浑身的细胞全部进入了梦乡。儿时,我喜欢在这里唱歌,好像整个天地都是我的;我还可以钻到爷爷藏书的阁楼的一角,去寻找些古老的气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虽然全然看不懂,却满心欢喜,像是得了名人真传似的,这样往往弄得满身灰土。后来,让爷爷知道了,他便时常拿出一本,讲解给我听。
清晨,站在阁楼上,推开窗子,辽阔的田野、绿油油的庄稼、田埂上挑担的农民便扑入视野。若是在雾色中,那就更神奇莫测了,白雾像天女的飘带,一会儿将房屋树木缠住,一会儿又松开,远处的房屋、高塔处在虚无缥缈之中,只露出一点点尖顶。雾色一会儿浓,一会儿淡,给一片大地笼上含情脉脉的面纱,那面纱下似乎有一张隽秀的姑娘的面庞,使人迫不及待地想掀开她,认识真面目。四周寂静无声,偶尔有鸭子“嘎嘎”地叫着,却一点儿也看不到它。唯一看清楚的是那云层底下的一抹淡红色,过一会儿,太阳露出半个圆脸,慢慢地从飘荡的云雾中升起来,最后才完全跳出白雾,一刹那间,这深红的火球忽然发出夺目的亮光,给云和雾镀上了柔和的橘红色。宁静的大地苏醒了,迎着晨风,浴着朝阳,显得分外妖娆,而晨雾却班师回朝了。
这时,往下看,便可见那木屋后的巴掌大的院子了。齐着墙根是一溜“望江南”,紫红色的茎,棱角分明;黄黄的花,像烧熔的黄金。我喜欢“望江南”,不仅在于它的形,更在于它的名。在北京时,爸爸曾拿着“望江南”标本给我看,说看到了它,就可以望江南了。回到家乡,爷爷告诉我,这“望江南”可以医蛇伤,还说我爸爸小时候到院里玩儿被蛇咬了,敷了它好的。 院中的“一支箭”也是顶招人喜爱的,整株草只有一片叶子,基部下延,外形似盾,另外在基部抽出一个穗子,挺直如矛,淡黄色,故又称“矛盾草”。在草丝中,院子四周,有一种叫“独脚仙茅”的植物,孩子们最喜欢它,据说,谁能将它完全连根拨起,谁就能用一只脚跑得飞快。院子是不常有人去的,因为大人们说,从古时候起里边就有个蛇精,身体粗得很,它会常常出来吓唬人的。我倒也不怕,因为我偷偷去过几次,也不曾被蛇撞上,自己觉得里边倒要比别处更有趣──我可以伏在草丛中捉蟋蟀,还可以扣饽饽玩儿“过家家”。这些也都是儿时的趣事了,如今知道这院里有许多种草药,里边自然没有什么“蛇精”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07-25
5分,两篇,散文就值这个钱,太侮辱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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