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清代是一个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活动内容的增多、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火灾问题也较过去严重。
多年前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有一个经典的结论,说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只有三项,即对内对外的战争、公共工程的建设、灾荒的防与治。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政府对于水旱灾害的重视程度最高,因为这两种灾害具有流域性或区域性,对政府的经济基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火灾这类范围较小的灾害,政府的重视程度往往是不够的。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救火的措施,到宋代更形成了较为严格的救灾制度,但直到清代,对于火灾的救治,仍然没有形成的专职的政府机构,火灾的防治仍然是一些军、政部门若干种职能中的一种,并未独立出来。直到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警察制度,火灾的救治才成为一种专职机构。这种情况显示出政府对火灾重视程度的不足。与水灾相比,清代几乎从一入关起,就开始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河流工程与治水,河道总督常常与漕运总督分治,显示的是对水灾的高度重视。
此种情况下,火灾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与清王朝相始终。随手翻检一下《东华录》、《清史稿》这些基本资料,可以看到,从顺治初开始,直到宣统时期,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有较大的火灾。焚烧官、民房舍百间以上,造成人员伤亡数百乃至千人以上的火灾,时见于记载。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清代火灾造成的损害,较之此前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巨大,因为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比过去高了许多。清初士人赵吉士《寄园所寄·囊底寄》卷一曾说到杭州城火灾加上人祸的情形:“杭城苦火灾,盖人居稠密,衢卷联络,檐舍鳞次栉比,鲜砖石垣墙;每一延烧,辄以千百间计,男号女啼,塞巷填街”,更加上歹徒乘火打劫,“抢火凶徒,咆哮挺系,甚于强劫”。道光二年九月,广州城西关大火“是日风甚,夜愈甚。”火借风势,延烧一日夜,“凡毁街七十余,巷十之,房舍万余间,广一里,纵七之,焚死者数十人,蹂而死于达观桥者二十七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3月。)。在广州商业繁盛的地方,如此大范围的火灾,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巨,可以想见。同时,大火也对很多重要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影响,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余万,群商请退”(《清史稿·食货四》卷123。)。
多年前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有一个经典的结论,说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只有三项,即对内对外的战争、公共工程的建设、灾荒的防与治。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政府对于水旱灾害的重视程度最高,因为这两种灾害具有流域性或区域性,对政府的经济基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火灾这类范围较小的灾害,政府的重视程度往往是不够的。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救火的措施,到宋代更形成了较为严格的救灾制度,但直到清代,对于火灾的救治,仍然没有形成的专职的政府机构,火灾的防治仍然是一些军、政部门若干种职能中的一种,并未独立出来。直到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警察制度,火灾的救治才成为一种专职机构。这种情况显示出政府对火灾重视程度的不足。与水灾相比,清代几乎从一入关起,就开始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河流工程与治水,河道总督常常与漕运总督分治,显示的是对水灾的高度重视。
此种情况下,火灾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与清王朝相始终。随手翻检一下《东华录》、《清史稿》这些基本资料,可以看到,从顺治初开始,直到宣统时期,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有较大的火灾。焚烧官、民房舍百间以上,造成人员伤亡数百乃至千人以上的火灾,时见于记载。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清代火灾造成的损害,较之此前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巨大,因为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比过去高了许多。清初士人赵吉士《寄园所寄·囊底寄》卷一曾说到杭州城火灾加上人祸的情形:“杭城苦火灾,盖人居稠密,衢卷联络,檐舍鳞次栉比,鲜砖石垣墙;每一延烧,辄以千百间计,男号女啼,塞巷填街”,更加上歹徒乘火打劫,“抢火凶徒,咆哮挺系,甚于强劫”。道光二年九月,广州城西关大火“是日风甚,夜愈甚。”火借风势,延烧一日夜,“凡毁街七十余,巷十之,房舍万余间,广一里,纵七之,焚死者数十人,蹂而死于达观桥者二十七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3月。)。在广州商业繁盛的地方,如此大范围的火灾,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巨,可以想见。同时,大火也对很多重要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影响,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余万,群商请退”(《清史稿·食货四》卷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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