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 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 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 一开始就落入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 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 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 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 论色彩。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 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 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 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 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 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 国发现历史”。
　　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前。 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 。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 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 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 ，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 —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 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注：黄宗智的有关著述，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 中译本。

　　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 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 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 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 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 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 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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