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571年，明朝与蒙古终于和解，此后九边军费逐渐下降，这时倭患也已绝迹。没有军费压力，又有张居正主持改革，大明王朝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国库开始有了存银，最多时达400万两，北京粮库存粮可供8年食用。1582年张居正去世，19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亲政。这个皇帝心胸狭窄又热衷敛财，疑心病重又贪图安逸、沉湎酒色。他从23岁开始“怠政”，一方面不上朝也不批复奏章，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光禄寺主管皇帝的伙食，一年开支最高达到29万两白银。当时一个二品高官的年薪不过153两银子。据黄冕堂的统计，万历年粮价在5至7钱银两1石。① 1石大约折合现今120～150斤，价格不到一银两，29万两可以买到大约4000万斤米，大约是8万人一年的口粮。为皇帝购买的食物要比市价高出许多，因为宫里养着两万多太监，他们要加码找回扣，弄点儿油水。每个活着的皇帝都要为自己建陵墓，定陵是万历帝的陵寝，为此耗银800余万两。万历皇帝在位48年，前13年有些积累，后35年基本耗尽了帝国财富。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作为书名，意指万历中期已经显示出明朝气数已尽。1592至1598年，援朝对日战争打了7年，又花了不少银子。1620年万历帝死前，后金的努尔哈赤已宣誓对明开战。到崇祯继位，1628年陕西农民大起义爆发时，蒙古已归顺满洲，清军得以绕道内蒙古从大同、宣化进入山西和河北北部。清朝占领辽东大部分土地后，直接从居庸关、山海关之间的墙子岭、喜峰口进入京畿，最远攻占了济南、兖州。清军铁蹄深入冀鲁，在京师周围如入无人之境，明军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抢掠财物人畜后从容回师，还在道路上竖起木牌，上书“各官免送”，嘲讽明朝将官。1642年，清军第五次从喜峰口进入关内，一路攻下府州县88城，往返8个月，俘获人口36万，牲畜32万，掠得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当时明军以重兵防守山海关和京东一带，但其以东、以西的长城各关口已经形同虚设。要不是顾虑被明军包抄后路，清军可以早于李自成进入北京。这年李自成军还在陕甘活动，转年才渡黄河进入山西。如果推翻明朝不以谁先占领北京为依据，那么，至少可以说清军消耗了明朝最后大部分的经济、军事实力，更何况“辽响加派”是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关外的政权一直以取代明朝为目标，而农民起义军在十几年中都没形成统一的核心，也没有推翻明朝的明确意向。张献忠造反的目的就是做“南霸天”。李自成1642年才开始政权建设。据说，他打到北京城下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要求割让西北自治，给100万两银子慰问，然后他替朝廷打击清军等敌对势力。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崇祯，17岁继位。1644年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城的凌晨，他吊死在万岁山寿星亭旁的一棵树上，万岁山俗称煤山，清朝更名为景山。“万岁”“寿星”对这位34岁的死者是绝妙的讽刺，据说崇祯皇帝在衣服上写下：“因失江山，无颜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说句公道话，他已经尽力了。年轻的皇帝17年来始终克勤克俭，专注政事，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一个虚伪而又贪腐的官僚群体。他太缺乏政治经验，急于求成又刚愎自用，不惜痛杀高官以儆效尤。他处死内阁大学士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有冤死的袁崇焕。他用人又疑，半年之内蓟镇总督换了5个人;17年内兵部尚书换了14人、内阁班子先后用过50人。满朝文官有见识的可用之人实在太少，都是些善于唱高调的、无德无才的庸人。即使如袁崇焕这样的有谋略、懂军事的文官，也不免流俗。崇祯即位后马上启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召见他时问及_后金的战略，袁崇焕说“计五年，全辽可复”。退下后有人问，你具体打算怎么实现？袁却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皇上着急，我就是说说安慰他而已。其实他看清了敌我态势，到辽东后以防守为主，但是在皇帝面前也敢唱高调。在辽东基本失守后，八旗军再次南下，深入冀鲁，与正在蔓延的农民起义对明朝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力主议和，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方针。无论关外的清朝是否接受议和，以明朝的实力，外患内忧不可能一并解决，攘外必先安内是最佳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个方针的可行性。杨嗣昌一方面下令明军在陕西围追堵截，另一方面派人在湖广大力招安，李自成被迫败退商洛山中，张献忠接受招安。但是对清朝议和的试探，招致群臣反对，半途而废。皇太极抓住把柄再次发兵入关，北京告急，崇祯帝将征讨农民军的部队调回驰援首都，造成中原空虚，李自成、张献忠趁机再度兴起，一发不可收拾。当崇祯帝想明白了与清朝妥协才能专心对付李自成后，便秘密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筹划议和。这个陈新甲马马虎虎，竟然将议和的重要密信随手放在案上，使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拿出去交各部门传抄，于是引发大臣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私定议和。崇祯被舆论绑架，处死陈新甲，于是明朝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中加速走向灭亡。在朝廷上唱高调的那些官僚其实最无廉耻。李自成大军进入山西，两个月即可兵临北京。大臣李邦华、李明睿等建议南迁南京，但绝大多数官员认为撤退可耻，反对南迁。崇祯帝又想放弃辽东，让驻扎在山海关外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回防北京，大臣们又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反对。他们慷慨陈词，要与北京共存亡。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已攻下居庸关。此时北京守城士兵尚有15万，但缺饷，国库存银仅8万两，于是崇祯帝下令百官、皇亲、太监捐款救急。但很少人响应，崇祯自己也没有倾囊而出，捐款总共收到20万两。而在李自成进京后“追赃助饷”的威逼下，权贵、太监和京官总共交出了5600万两现银。当农民军破城时，没有官员血战到底，有自杀的，更多的是排队要求李自成安排工作。之前皇帝下诏要求各地发兵勤王，响应者只有一个将领带了8000人来，崇祯马上召见慰劳，派驻居庸关，但没几天这支军队就投降了。明朝上层官员如此，下层也普遍贪腐。官吏升迁，全凭贿赂，各级官位，定价不一。军费下拨一万回扣三千。部队普遍吃空饷，有记载说，京师驻军十一万实际人数仅过半。地方官则贪赋税。崇祯即位之初，吏部官员韩一良上奏疏说：现在的世道，没有不爱钱的官，没有钱不能办的事，官场之中不可能洁身自好，我也不例外。①崇祯帝不是不知道，他厉行节俭，杀鸡儆猴，无奈积重难返。李自成是陕北米脂人，原为驿站马卒。陕北贫瘠，又连续5年发生大旱、蝗虫、地震、瘟疫等灾害，促生大量饥民。陕北地近蒙古，设有边镇驻军，崇祯年辽东吃紧，军费多数用于辽战，陕西边镇往往拖欠。饷额不足，军士生活已经很困苦，军官还要克扣，再加上自然灾害，士兵也被逼上绝境。崇祯即位那年，陕北发生饥民与贫军的起义，李自成加入其中。1632年李自成26岁，已颇具名声。《明史·李自成传》说他“善骑射”，“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1636至1638年，各路起义军或被镇压、或被招抚。李自成也偃旗息鼓，带领几百人在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蛰伏了两年之久，不为人知。从1639年起又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河南、山东最为严重，农民被迫造反。李自成乘势再起，出商洛、入河南，队伍得到大量补充，这时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读书人加盟，为李自成军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前李自成的队伍也烧杀抢掠，自这些读书人为李自成制定了减轻赋税、赈济贫穷、严明军纪、不许扰民等一系列政策之后，李自成军不断壮大并连续取得几次大战胜利。1642年李自成开始政权建设，改襄阳为襄京，修宫殿，仿照明朝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和官员配置。1643年李自成军挥师陕西，占领西安，继而控制西北全境。李自成又把西安作为中心，称王建国，拜官授爵，开科取士。1644年初，李自成分兵两路进取北京。此前各路农民军都不会宣传造势。这次渡河入晋，李自成军广发檄文，宣布：“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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