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西魏北周宇文泰将胡汉将领的籍贯改成关陇，建立胡汉一致的身份认同感，推行儒家思想，实现胡汉文武合一，完成了民族融合
之所以以汉族文化为主流的民族大融合成为时代的主题，是因为十六国政权对于汉学即儒学倍加推崇，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就是胡人崇尚汉学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的各个政权都以是天命所在或者正统的身份自居，想要一统天下，比如前秦苻坚就自称是天命所授德才兼备的帝王，一度南侵想要占领中原恢复中华。
虽然在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但是民族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因此各个政权的统领者费尽心机，也是毫无成效。
比如北齐就是对于调和民族矛盾无从下手，虽然北齐神武帝致力于调和胡汉矛盾，但是他并没有实施什么具体性的措施，只是用言语进行稍加安抚，这自然是没有效果的。
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神武帝高欢常常让丞相对着鲜卑人用鲜卑语说：
“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让汉人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从这其中可以看出高欢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家，骨子里其实还是把胡人看作是高汉人一等的。
这一点汉人是决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汉人曾经是中原大地的主人，怎么能容忍胡人把自己当成奴隶来看。而鲜卑人等胡人本身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又怎么能容忍汉人和他们平起平坐，皇帝也是不允许的，因此胡汉双方的矛盾仍然是不可调和的。
拿北齐作为比较的对象，西魏北周宇文泰则要明智得多。北魏六镇起义之后，鲜卑六部逐渐分裂，大部分鲜卑人跟随高欢，只有小部分人跟随宇文泰向西迁徙，来到关陇地区，即现在的西北地区。
因为关陇地区的物质资源和西魏的兵力都远远比不上其他地区，因此如果西魏想要发展，那么调和胡汉矛盾一定是必然之路。
此时胡汉已经处于同一利害环境中，因此宇文泰要做到的就是营造胡汉民族精神同源的基础，因此他首先把胡汉将领的籍贯统统都改成关陇，然后根据《周礼》改革官制，颁布具有儒家精神的官员守则，传播简化的儒家思想，以文化作为民族间的粘合剂，从而有效改变民族间对立的状况。
其实简言之，宇文泰就是在建立胡汉一致的身份认同感，将胡人的作战的武人身份和汉人文化传播者身份相融合，从而达成民族间的融合。
唐朝初期，唐朝统治者进一步扩大了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思想，消除民族矛盾，维持国家统一
在隋唐时期，因为民族间的融洽关系，所以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停止。
这是因为在唐朝初期，其疆域的边界处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民族问题复杂，民族矛盾就无法完全解决，甚至于在某些时期，有些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与唐朝分庭抗衡。
同时大量胡人涌入都城长安，这也使得汉族和胡人之间出现矛盾。
因此唐朝统治者决定加强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但是因为唐朝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只专注于在关陇地区选拔人才，建立统治阶级自然是不合时宜的。
因此唐初统治者决定将山东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人才纳入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来扩大统治阶级。
至于唐太宗为何重用山东地区的人才，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比切考虑到自身的利益问题。首先山东豪杰的力量十分强大，是可以和关陇地区力量相媲美的强大集团。
同时因为山东地区的豪杰大多和李世民关系密切。比如文臣房玄龄早就跟随李世民左右，向唐朝投降的豪杰李绩和李世民相交颇深，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山东豪杰曾经帮助李世民夺得天下。
另外山东地区的人们大多善于骑射，性格勇猛，姓氏也大多和胡人有关，因此可能大多具有胡人血统，因此山东集团作为胡汉文武合一统治集团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旧唐书》中记载着唐太宗治理少数民族的方法：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俱是部落酋长，可以看出一般唐朝统治者是让部落酋长统领胡人，而部落酋长又有重臣对其进行牵制。其中的重臣应当就是属于关陇集团或者山东集团的人。
在唐初，虽然道教地位尊崇，佛教的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儒家还是官方统治思想。甚至于唐太宗下令让士大夫们撰写《五经正义》，从此统一全国的儒学，彻底奠定儒学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