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议礼是明代中期标志性的大事件。
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将明史提炼为七章讲述，分别是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
以议礼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议礼之影响深远。
后人常评价，明“亡”于万历，此结论尚属公允。但明究竟“衰”于何时，却无定论。我以为，如果有人仿吉本写《明帝国衰亡史》，这个“衰”当从武宗写起，当围绕“议礼”做大文章。
议礼起因，是外藩入嗣，欲尊其所生，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而外藩之入嗣，在于武宗没有留下后裔，偏偏孝宗又只有武宗这一个儿子，不得不起用外藩。
议礼之祸，武宗要承担大半责任。 武宗荒淫无道，类似隋炀帝一般人物，但其死后，尚得贤臣消除恶劣影响，奸臣伏诛，政治为之一清，亡羊补牢，为时未完。
而武宗“无后”此罪，最无计可施。若能未雨绸缪，即使无生育能力，只需过继外藩为子，绝无议礼之争。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武宗死时不过三十一岁，谁又能料到会出现这样尴尬局面？谁又敢事先操作过继外藩为子？
孟森先生以为议礼为明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现。
相比清代，清士大夫以皇帝之是为是，以皇帝之非为非，天下是非皆仰仗于皇帝之是非，明代士大夫之气节可谓高洁。
然而士大夫得气节既用得不是地方，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议礼在明士大夫看来，重要无比，宁可罢官丢脑袋来坚持。但议礼此事，毕竟无关国计民生，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群臣固然团结勇敢，可面对皇帝的倔强，也是一筹莫展，最终一败涂地，倒是让诸多小人趁机把持了朝政。
后人称颂古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但纠缠于如此无益又无用之事，是不是白白牺牲了呢？
当然，我们不可以今人标准衡量古人的道德观念，在明士大夫看来，议礼非争不可，这正是舍生取义的时候。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他们敢于犯上直言，敢于对抗奸佞，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由此看来，明士大夫的愚直，相较后人自以为是的圆滑世故，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2. 议礼前夜
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于豹房。
武宗遗诏中指明了接班人。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这个“遗诏”，是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与皇太后共同拟制的，是以先帝名义发出的最后诏书，而不是先帝的意思。
如世宗嘉靖的遗诏，《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有：“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武宗病重，当时朝局势危，而杨廷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来，首先确认了皇位的继承人，稳定了大局。
《明史杨廷和传》：（明正德十六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接下来杨廷和以雷霆手段布兵控制了京城，并且废除了武宗的弊政。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掫。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
于是“中外大悦”。
武宗时期宠信的奸臣江彬手握重兵，有心谋反，杨廷和温言安慰，设计擒之，并趁势将奸党一网打尽。把“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此外，杨廷和还进行了宫廷改革，“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
在短短三十七天内，杨廷和总掌朝政，“中外倚以为安”。
即使后来嘉靖与杨廷和因为“议礼”闹翻，在杨廷和离开朝堂后，嘉靖帝还是不得不肯定杨廷和的功劳。
（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
对嘉靖皇帝来说，杨廷和是他不二重臣。于私，杨廷和有拥立之功；于公，杨廷和有安社稷之功，可谓功勋卓著。
在朝中，杨廷和德高望重，加之其精明能干，乃是当之无愧的朝臣之首。
年轻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绝没有料想到自己即将面临杨廷和这样一个对手，并将与杨廷和及诸臣，乃至整个士大夫群体做数年艰苦的斗争。
3. 君臣之争
刚刚即位的嘉靖皇帝既无政事经验，在朝中也缺乏支持者，虽然他是个倔强之极的人，但在初期仍不得不向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妥协。
正德十六年四月，世宗至京师，抵郊外。礼部尚书毛澄议世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引起了世宗的反对，世宗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而杨廷和请如礼臣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没有同意。于是皇太后和群臣劝进，诏草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世宗迟久才答应下来。
由此，拉开了嘉境初年漫长议礼纷争的帷幕。
关于议礼，其实双方的观点很简单。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够加封“皇”、“帝”之称号，而杨廷和、毛澄等群臣的意见是要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改成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称亲生母亲为皇叔母。
平心而论，嘉靖帝的想法不无道理，亲生父母竟然要叫成叔父、叔母，岂不是有违孝义之道？杨廷和、毛澄他们没有过多考虑嘉靖的个人感觉，确有不是之处。
然而杨廷和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有意难为嘉靖皇帝。群臣所持的这种意见，即使在面对皇帝的高压之下也不退缩，可见必然有所道理。
议礼初期，毛澄组织廷议，特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并录魏明帝诏书。以为：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
我们知道，明代尊宋儒，把朱熹、程颐的话当成金科玉律，明儒可以批评孟子，可以批评孔子，但对程、朱是万万不敢非议的。所以明代的士大夫认为，只要有了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的理论根据，议礼此事，完全可以做成铁案了。
当嘉靖皇帝表示疑义时，杨廷和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
这话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有关议礼的奏折还有多，特录三折如下：
其一，“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佑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其二，“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
其三，“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观点怎么的不近人情，但听上去确实还是蛮有道理的。
当然，嘉靖皇帝在朝中也有支持者，如观政进士张骢就揣度了皇帝的意思，上疏反对杨廷和的意见。
君臣之间的第一场战斗以双方妥协告终。世宗最后确认为称孝宗为皇考，自己的父母称兴献帝，兴献后，但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也算是各退了一步。
这场战斗中，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占尽了上风，毕竟臣子跟君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杨廷和为议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持奏几三十疏，在明代皇权高涨的年代，杨廷和的行为，也够骇人听闻的了。
嘉靖帝为尊所生，曾经派遣宫人长跪稽首在礼部尚书毛澄面前，甚至出金贿赂。而毛澄不为所动，宁可辞职也不改变主意。
这些都是一时美谈了。
那些支持嘉靖皇帝不过观政进士张骢、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寥寥几人，因为清议皆为邪说，三人都被排挤出京城，张骢出任南京的刑部主事，熊浃外转佥事，霍韬干脆引疾致仕
议礼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呈现出来。
4. 卷土重来
孝宗称皇考，兴献帝称本生父母，这件事情这么定下来，一直过去了几年，也没有异议，本来议礼大致这样平息了下来。可是总有些希冀升官发财的小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于是炒做起来，而议礼也波澜再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嘉靖三年正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骢，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一起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力，定称圣母。
这次来自南京的上疏让渐渐成熟的嘉靖帝再次动心。
此番议礼卷土重来，嘉靖皇帝已经大权在握，不可战胜了。嘉靖帝立即召骢、萼及书于南京。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璋圣皇太后。
“皇”字终于加到了嘉靖帝亲生父母身上。
与此同时，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其他上疏谏者，有下诏狱拷掠者，有发配边疆的，有夺俸的。
而“骢、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自古以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嘉靖帝一意孤行，决心尊本生，偏偏群臣强烈反对暂时执行不下去。现在情势分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需要和皇帝站在一边，前程富贵指日可待。也难怪投机者众也。
七月，嘉靖帝得寸进尺，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
为了阻止嘉靖帝，群臣采取了极端的行动，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嘉靖帝大怒，先命退，不听。遣锦衣卫擒为首者八人，众皆哭，于是嘉靖帝更怒，命尽录诸臣姓名。于是一百九十人逮捕入狱，其余待罪。
几日后，对他们的处罚是：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被当场打死的有十七人。
这便是议礼的最大事件。
至此廷杖后，群臣多“依违顺旨”，不敢再和皇上争执。
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之后，嘉靖帝更进一步，要崇祀献皇帝于太庙。这种做法匪夷所思，毕竟嘉靖帝的父亲再生之日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祭祀于太庙于理不合，即便是靠着议礼上台的席书、张骢也表示了委婉的反对，但嘉靖帝坚持如此，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别立一庙，称为世庙。
yi礼第二阶段，以嘉靖帝大获全胜而告终。
嘉靖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奉安太祖列圣神主于太庙。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为祧庙，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一个子虚乌有的皇帝，最后跻身在武宗之上，堂而皇之配享太庙，嘉靖的固执把一件严肃郑重的大礼变成了儿戏。
除了议礼外，嘉靖帝还进行了秋后算帐。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5. 议礼余波
本来，议礼这件事至始至终是和民众无关的。无论兴献皇帝怎么尊崇，又无论群臣怎么抗衡，都不会涉及到老百姓。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议礼所产生复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国家乃至民众，作为朝堂大事，议礼余波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其治下之民。
孟森先生道：兴献皇帝更以称宗袝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可胜列。而嘉靖五年至六年期间的李福达之狱，就是最典型案例。
李福达，山西人，因参加秘密宗教的起义被充军，逃脱后更名李午，继续以弥勒教号召发动起义。事败后改名张寅，混入京师，竟然靠着行贿当上了太原卫指挥使，并且获得了武定侯郭勋的宠信。
事迹败露后，李福达逃回山西，被告密逮捕，其庇护者郭勋受到御史马录等人的弹劾。
郭勋在议礼案中，是站对了边的，此番为了自保，遂“以议礼触众怒为言”，请张骢、桂萼相助，张骢、桂萼正打算拿敌视自己的群臣开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郭勋，将渐及诸议礼者。”
世宗在议礼问题上，向来头脑发热，当即认定郭勋、张骢、桂萼说得有道理。
在皇帝的暗示下，李福达不但没有被判有罪，反造成了告发者的诬告罪。第一次的审判还没有涉及到马录，世宗很不甘心，重新任命了三法司，并命张骢、桂萼主持审判，通过严刑拷打逼迫马录认罪，马录“不胜刑，自诬故人入罪。”
于是，这个案件最终变成了“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恨郭勋，构成冤狱”，凡张骢、桂萼的政敌，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被诬告的大臣，“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六人。”
（马）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经过杨一清得求情，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遇赦不宥。
而张寅，也就是李福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大受益，不仅无罪释放，还官复原职。
张骢、桂萼以平反有功，各自升职，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这桩冤案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才沉冤得雪。四川蔡伯贯被擒，自称学妖术于山西李同，而李同供出李午之孙，其父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而大礼正是李福达之子。 福达狱虽明，马录却早死戍所矣。
为排除异己，不惜制造冤案，为朝廷钦犯做伪证，甚至保住了十恶不赦的谋反主谋，以此来打击政敌，可谓所无不用其极。国家法纪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任人操纵的小姑娘而已。
因议礼一案，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正人罢黜，奸佞得逞，朝中空气为之混浊不堪，继而奸臣严嵩用事二十余年，国家外患不断。倭寇纵横东南沿海一代多年不必多说。蒙古入侵更是奇耻大辱，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被诛杀，以至俺答率领的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围北京城，明军十余万前来保驾，竟不敢与其交锋，任其劫掠后扬长而去。
议礼一案，不论朝堂之上谁胜谁负，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6. 尾声
公元1576年，隆庆元年，穆宗即位。
嘉靖皇帝的去世意味着议礼的闹剧彻底终结，议礼的谬误得到了纠正。
《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兴献皇帝彻底搬出了太庙，后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皇帝，嘉靖帝努力了一辈子的事情，终究还是没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倒是太宗被称为成祖，这个说法一直沿用了下来。
隆庆初，（被削职为民的杨廷和）复官，赠太保，谥文忠。因为议礼案被罢黜的官员都复职赠官，李福达案戍边冤死的马录被赠太朴少卿。
一切都得到了拨乱反正，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外患因为戚继光在沿海的奋战、王崇古在河套的作为，倭寇和蒙古军渐渐势弱。穆宗在位仅六年，却颇有中兴气象，并且还为万历皇帝留下了一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此是后话不提。
有人认为“议礼”是的本质君相之争，并且君权从此战胜了相权，自杨廷和之后，明代的“宰相”，除了张居正外，几乎完全屈服于君王之下，再也不敢违背君王的意志。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议礼”所表现出来的君臣对抗，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君相对抗，或许理解为强权和传统的对抗比较合适。
当然，君王和臣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强权毋庸置疑的战胜了传统，而在强权的权力消逝后，历史还是走上了传统的正轨。 有关议礼双方的是对是错，作为后人来评价，总不免带有自己的、现代的观点，不够客观。
我们不妨来看看差不多同一时期访问中国之利马窦的说法。
《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
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
从利马窦的论述来看，杨廷和及群臣所坚持，确实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真理。
虽然，议礼无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等任何重大方面，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确实把明代朝臣和君主的对立推向了明代的高潮，而朝臣也渐渐分化为挟天子之威的一派与自我标榜道德口碑的一派，真正的国家大事反而在无止尽的斗争与扯皮中被忽视了，并且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或许，这一点才是议礼成为明代衰亡开始的重要原因。追问
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将明史提炼为七章讲述，分别是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
以议礼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议礼之影响深远。
后人常评价，明“亡”于万历，此结论尚属公允。但明究竟“衰”于何时，却无定论。我以为，如果有人仿吉本写《明帝国衰亡史》，这个“衰”当从武宗写起，当围绕“议礼”做大文章。
议礼起因，是外藩入嗣，欲尊其所生，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而外藩之入嗣，在于武宗没有留下后裔，偏偏孝宗又只有武宗这一个儿子，不得不起用外藩。
议礼之祸，武宗要承担大半责任。 武宗荒淫无道，类似隋炀帝一般人物，但其死后，尚得贤臣消除恶劣影响，奸臣伏诛，政治为之一清，亡羊补牢，为时未完。
而武宗“无后”此罪，最无计可施。若能未雨绸缪，即使无生育能力，只需过继外藩为子，绝无议礼之争。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武宗死时不过三十一岁，谁又能料到会出现这样尴尬局面？谁又敢事先操作过继外藩为子？
孟森先生以为议礼为明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现。
相比清代，清士大夫以皇帝之是为是，以皇帝之非为非，天下是非皆仰仗于皇帝之是非，明代士大夫之气节可谓高洁。
然而士大夫得气节既用得不是地方，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议礼在明士大夫看来，重要无比，宁可罢官丢脑袋来坚持。但议礼此事，毕竟无关国计民生，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群臣固然团结勇敢，可面对皇帝的倔强，也是一筹莫展，最终一败涂地，倒是让诸多小人趁机把持了朝政。
后人称颂古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但纠缠于如此无益又无用之事，是不是白白牺牲了呢？
当然，我们不可以今人标准衡量古人的道德观念，在明士大夫看来，议礼非争不可，这正是舍生取义的时候。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他们敢于犯上直言，敢于对抗奸佞，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由此看来，明士大夫的愚直，相较后人自以为是的圆滑世故，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2. 议礼前夜
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于豹房。
武宗遗诏中指明了接班人。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这个“遗诏”，是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与皇太后共同拟制的，是以先帝名义发出的最后诏书，而不是先帝的意思。
如世宗嘉靖的遗诏，《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有：“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武宗病重，当时朝局势危，而杨廷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来，首先确认了皇位的继承人，稳定了大局。
《明史杨廷和传》：（明正德十六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接下来杨廷和以雷霆手段布兵控制了京城，并且废除了武宗的弊政。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掫。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
于是“中外大悦”。
武宗时期宠信的奸臣江彬手握重兵，有心谋反，杨廷和温言安慰，设计擒之，并趁势将奸党一网打尽。把“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此外，杨廷和还进行了宫廷改革，“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
在短短三十七天内，杨廷和总掌朝政，“中外倚以为安”。
即使后来嘉靖与杨廷和因为“议礼”闹翻，在杨廷和离开朝堂后，嘉靖帝还是不得不肯定杨廷和的功劳。
（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
对嘉靖皇帝来说，杨廷和是他不二重臣。于私，杨廷和有拥立之功；于公，杨廷和有安社稷之功，可谓功勋卓著。
在朝中，杨廷和德高望重，加之其精明能干，乃是当之无愧的朝臣之首。
年轻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绝没有料想到自己即将面临杨廷和这样一个对手，并将与杨廷和及诸臣，乃至整个士大夫群体做数年艰苦的斗争。
3. 君臣之争
刚刚即位的嘉靖皇帝既无政事经验，在朝中也缺乏支持者，虽然他是个倔强之极的人，但在初期仍不得不向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妥协。
正德十六年四月，世宗至京师，抵郊外。礼部尚书毛澄议世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引起了世宗的反对，世宗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而杨廷和请如礼臣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没有同意。于是皇太后和群臣劝进，诏草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世宗迟久才答应下来。
由此，拉开了嘉境初年漫长议礼纷争的帷幕。
关于议礼，其实双方的观点很简单。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够加封“皇”、“帝”之称号，而杨廷和、毛澄等群臣的意见是要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改成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称亲生母亲为皇叔母。
平心而论，嘉靖帝的想法不无道理，亲生父母竟然要叫成叔父、叔母，岂不是有违孝义之道？杨廷和、毛澄他们没有过多考虑嘉靖的个人感觉，确有不是之处。
然而杨廷和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有意难为嘉靖皇帝。群臣所持的这种意见，即使在面对皇帝的高压之下也不退缩，可见必然有所道理。
议礼初期，毛澄组织廷议，特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并录魏明帝诏书。以为：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
我们知道，明代尊宋儒，把朱熹、程颐的话当成金科玉律，明儒可以批评孟子，可以批评孔子，但对程、朱是万万不敢非议的。所以明代的士大夫认为，只要有了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的理论根据，议礼此事，完全可以做成铁案了。
当嘉靖皇帝表示疑义时，杨廷和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
这话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有关议礼的奏折还有多，特录三折如下：
其一，“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佑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其二，“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
其三，“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观点怎么的不近人情，但听上去确实还是蛮有道理的。
当然，嘉靖皇帝在朝中也有支持者，如观政进士张骢就揣度了皇帝的意思，上疏反对杨廷和的意见。
君臣之间的第一场战斗以双方妥协告终。世宗最后确认为称孝宗为皇考，自己的父母称兴献帝，兴献后，但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也算是各退了一步。
这场战斗中，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占尽了上风，毕竟臣子跟君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杨廷和为议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持奏几三十疏，在明代皇权高涨的年代，杨廷和的行为，也够骇人听闻的了。
嘉靖帝为尊所生，曾经派遣宫人长跪稽首在礼部尚书毛澄面前，甚至出金贿赂。而毛澄不为所动，宁可辞职也不改变主意。
这些都是一时美谈了。
那些支持嘉靖皇帝不过观政进士张骢、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寥寥几人，因为清议皆为邪说，三人都被排挤出京城，张骢出任南京的刑部主事，熊浃外转佥事，霍韬干脆引疾致仕
议礼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呈现出来。
4. 卷土重来
孝宗称皇考，兴献帝称本生父母，这件事情这么定下来，一直过去了几年，也没有异议，本来议礼大致这样平息了下来。可是总有些希冀升官发财的小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于是炒做起来，而议礼也波澜再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嘉靖三年正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骢，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一起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力，定称圣母。
这次来自南京的上疏让渐渐成熟的嘉靖帝再次动心。
此番议礼卷土重来，嘉靖皇帝已经大权在握，不可战胜了。嘉靖帝立即召骢、萼及书于南京。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璋圣皇太后。
“皇”字终于加到了嘉靖帝亲生父母身上。
与此同时，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其他上疏谏者，有下诏狱拷掠者，有发配边疆的，有夺俸的。
而“骢、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自古以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嘉靖帝一意孤行，决心尊本生，偏偏群臣强烈反对暂时执行不下去。现在情势分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需要和皇帝站在一边，前程富贵指日可待。也难怪投机者众也。
七月，嘉靖帝得寸进尺，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
为了阻止嘉靖帝，群臣采取了极端的行动，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嘉靖帝大怒，先命退，不听。遣锦衣卫擒为首者八人，众皆哭，于是嘉靖帝更怒，命尽录诸臣姓名。于是一百九十人逮捕入狱，其余待罪。
几日后，对他们的处罚是：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被当场打死的有十七人。
这便是议礼的最大事件。
至此廷杖后，群臣多“依违顺旨”，不敢再和皇上争执。
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之后，嘉靖帝更进一步，要崇祀献皇帝于太庙。这种做法匪夷所思，毕竟嘉靖帝的父亲再生之日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祭祀于太庙于理不合，即便是靠着议礼上台的席书、张骢也表示了委婉的反对，但嘉靖帝坚持如此，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别立一庙，称为世庙。
yi礼第二阶段，以嘉靖帝大获全胜而告终。
嘉靖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奉安太祖列圣神主于太庙。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为祧庙，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一个子虚乌有的皇帝，最后跻身在武宗之上，堂而皇之配享太庙，嘉靖的固执把一件严肃郑重的大礼变成了儿戏。
除了议礼外，嘉靖帝还进行了秋后算帐。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5. 议礼余波
本来，议礼这件事至始至终是和民众无关的。无论兴献皇帝怎么尊崇，又无论群臣怎么抗衡，都不会涉及到老百姓。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议礼所产生复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国家乃至民众，作为朝堂大事，议礼余波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其治下之民。
孟森先生道：兴献皇帝更以称宗袝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可胜列。而嘉靖五年至六年期间的李福达之狱，就是最典型案例。
李福达，山西人，因参加秘密宗教的起义被充军，逃脱后更名李午，继续以弥勒教号召发动起义。事败后改名张寅，混入京师，竟然靠着行贿当上了太原卫指挥使，并且获得了武定侯郭勋的宠信。
事迹败露后，李福达逃回山西，被告密逮捕，其庇护者郭勋受到御史马录等人的弹劾。
郭勋在议礼案中，是站对了边的，此番为了自保，遂“以议礼触众怒为言”，请张骢、桂萼相助，张骢、桂萼正打算拿敌视自己的群臣开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郭勋，将渐及诸议礼者。”
世宗在议礼问题上，向来头脑发热，当即认定郭勋、张骢、桂萼说得有道理。
在皇帝的暗示下，李福达不但没有被判有罪，反造成了告发者的诬告罪。第一次的审判还没有涉及到马录，世宗很不甘心，重新任命了三法司，并命张骢、桂萼主持审判，通过严刑拷打逼迫马录认罪，马录“不胜刑，自诬故人入罪。”
于是，这个案件最终变成了“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恨郭勋，构成冤狱”，凡张骢、桂萼的政敌，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被诬告的大臣，“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六人。”
（马）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经过杨一清得求情，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遇赦不宥。
而张寅，也就是李福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大受益，不仅无罪释放，还官复原职。
张骢、桂萼以平反有功，各自升职，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这桩冤案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才沉冤得雪。四川蔡伯贯被擒，自称学妖术于山西李同，而李同供出李午之孙，其父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而大礼正是李福达之子。 福达狱虽明，马录却早死戍所矣。
为排除异己，不惜制造冤案，为朝廷钦犯做伪证，甚至保住了十恶不赦的谋反主谋，以此来打击政敌，可谓所无不用其极。国家法纪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任人操纵的小姑娘而已。
因议礼一案，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正人罢黜，奸佞得逞，朝中空气为之混浊不堪，继而奸臣严嵩用事二十余年，国家外患不断。倭寇纵横东南沿海一代多年不必多说。蒙古入侵更是奇耻大辱，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被诛杀，以至俺答率领的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围北京城，明军十余万前来保驾，竟不敢与其交锋，任其劫掠后扬长而去。
议礼一案，不论朝堂之上谁胜谁负，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6. 尾声
公元1576年，隆庆元年，穆宗即位。
嘉靖皇帝的去世意味着议礼的闹剧彻底终结，议礼的谬误得到了纠正。
《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兴献皇帝彻底搬出了太庙，后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皇帝，嘉靖帝努力了一辈子的事情，终究还是没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倒是太宗被称为成祖，这个说法一直沿用了下来。
隆庆初，（被削职为民的杨廷和）复官，赠太保，谥文忠。因为议礼案被罢黜的官员都复职赠官，李福达案戍边冤死的马录被赠太朴少卿。
一切都得到了拨乱反正，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外患因为戚继光在沿海的奋战、王崇古在河套的作为，倭寇和蒙古军渐渐势弱。穆宗在位仅六年，却颇有中兴气象，并且还为万历皇帝留下了一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此是后话不提。
有人认为“议礼”是的本质君相之争，并且君权从此战胜了相权，自杨廷和之后，明代的“宰相”，除了张居正外，几乎完全屈服于君王之下，再也不敢违背君王的意志。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议礼”所表现出来的君臣对抗，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君相对抗，或许理解为强权和传统的对抗比较合适。
当然，君王和臣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强权毋庸置疑的战胜了传统，而在强权的权力消逝后，历史还是走上了传统的正轨。 有关议礼双方的是对是错，作为后人来评价，总不免带有自己的、现代的观点，不够客观。
我们不妨来看看差不多同一时期访问中国之利马窦的说法。
《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
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
从利马窦的论述来看，杨廷和及群臣所坚持，确实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真理。
虽然，议礼无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等任何重大方面，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确实把明代朝臣和君主的对立推向了明代的高潮，而朝臣也渐渐分化为挟天子之威的一派与自我标榜道德口碑的一派，真正的国家大事反而在无止尽的斗争与扯皮中被忽视了，并且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或许，这一点才是议礼成为明代衰亡开始的重要原因。追问
议礼是明朝衰亡的开始，那它所带来的具体后果有哪些？
追答议礼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内心深处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杨廷和等人的“继嗣”论萦绕在他的心头，必须制服群臣才能树立严威。自卑心理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经过大礼议，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又因为君主与朝臣矛盾加剧，导致宦官权利更大，导致君主不能完全掌握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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