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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
周宝珠
【内容提要】宋代洛阳城已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于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历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阳园林之盛成为一大特色;宋代洛阳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官僚集团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利用会社组织,形成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会社组织活跃,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阳的经济远不如它在政治、园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与开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属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代替了唐朝,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
一 洛阳在唐末的大破坏及五代时期的初步恢复
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2](卷五)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1]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3](卷五)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3](卷六十三)“寂无鸡犬之音”。[3](卷五)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4](卷二)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3](卷六十三)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5](卷二十)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yòu②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6](卷十四)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6](卷十四)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6](卷十四)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huì③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6](卷十四)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huì③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6](卷十四)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kuī④,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6](卷十四)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⑤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yú⑦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1]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县,管4乡54坊;一曰洛阳县,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7](卷三)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县,32个隶洛阳县。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yòu②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1]“按唐街陌,分榜诸坊”。[8](卷三十二)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3](卷四十)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1]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二 三城垣墙与皇宫
根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⑧》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sù⑨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3](卷十四)《新五代史?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⑩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9](卷十七)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9](卷十六)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8](卷三百二十四)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11)舍。[10](方域一之二十四)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10](方域一之二十四)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biàn(12)“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8](卷三百五十六)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8](卷三百五十六)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8](卷八十五)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8](卷八十五)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27165米,合27.52公里。[11](p46)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8](卷二十五)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yòu②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10](方域一之二十四)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yú⑦”。[12](卷四十八)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三 洛阳园林甲天下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tán(13)王屋,附图{图}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附图{图}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3](卷二十四)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14](卷二十五)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14)茂。”[15](卷六)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16](卷二十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17](卷一)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liǎo(15)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12](卷四)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经过数代经营,园中“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
周宝珠
【内容提要】宋代洛阳城已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于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历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阳园林之盛成为一大特色;宋代洛阳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官僚集团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利用会社组织,形成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会社组织活跃,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阳的经济远不如它在政治、园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与开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属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代替了唐朝,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
一 洛阳在唐末的大破坏及五代时期的初步恢复
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2](卷五)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1]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3](卷五)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3](卷六十三)“寂无鸡犬之音”。[3](卷五)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4](卷二)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3](卷六十三)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5](卷二十)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yòu②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6](卷十四)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6](卷十四)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6](卷十四)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huì③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6](卷十四)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huì③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6](卷十四)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kuī④,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6](卷十四)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⑤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yú⑦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1]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县,管4乡54坊;一曰洛阳县,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7](卷三)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县,32个隶洛阳县。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yòu②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1]“按唐街陌,分榜诸坊”。[8](卷三十二)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3](卷四十)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1]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二 三城垣墙与皇宫
根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⑧》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sù⑨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3](卷十四)《新五代史?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⑩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9](卷十七)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9](卷十六)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8](卷三百二十四)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11)舍。[10](方域一之二十四)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10](方域一之二十四)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biàn(12)“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8](卷三百五十六)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8](卷三百五十六)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8](卷八十五)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8](卷八十五)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27165米,合27.52公里。[11](p46)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8](卷二十五)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yòu②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10](方域一之二十四)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yú⑦”。[12](卷四十八)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三 洛阳园林甲天下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tán(13)王屋,附图{图}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附图{图}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3](卷二十四)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14](卷二十五)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14)茂。”[15](卷六)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16](卷二十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17](卷一)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liǎo(15)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12](卷四)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经过数代经营,园中“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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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1-01
铜驼街
第2个回答 2006-01-05
问题太专业 ,详情不详,建议参阅一下《史学月刊》01年第四期周宝珠《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一文(中国期刊网也行),如果没有涉及相关内容,可以和作者联系,或求教宋史专家。
第3个回答 2006-01-04
我也不清楚,不过写小说,想知道知道。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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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06-01-02
df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