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听到噩耗后深感悲痛,当即抛下一切事物前往上海。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郁达夫写下了“
鲁迅虽死,精神与我中华民族同在
”。到达上海后,郁达夫奔赴殡仪馆向鲁迅遗体告别。之后,郁达夫满怀悲痛地写下了《怀鲁迅》,文章开头的那一段话便是出自这篇文章。
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适时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赞美。郭沫若先是将鲁迅与孔子相提并论,称赞道:
孔子之前未有孔子,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
平生功绩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
将郁达夫和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放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郁达夫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在1914年就认识了。之后,他们又一起讨论文学、办文学杂志,组建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而鲁迅,则是另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后来是“语丝”)的成员。“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有很多不一致的观点,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引发了激烈的笔战。
郭沫若和成仿吾骂了鲁迅很多难听的话,比如成仿吾曾说鲁迅“
庸俗、浅薄、三个有闲”,称“《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比如郭沫若曾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鲁迅也不是挨骂不还口的主,他也讽刺创造社的成员“有一股创造气”,是“流氓+才子”式的人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虽然也是创造社三大元老之一,但他却从来没有骂过鲁迅,而鲁迅也没有骂过他。在创作社和鲁迅的矛盾深得不可化解之时,郁达夫选择的是和鲁迅做朋友。
郭沫若是有很强掌控欲的人,而且又是创造社的盟主,对于郁达夫的选择,郭沫若是非常不爽的。北伐之后,郁达夫发表了《广州事情》,说了一些丧气话。郭沫若可是随军北伐的一员啊,他看了文章之后对郁达夫提出了严厉批评。
不久之后,鲁迅又发文表达了与郁达夫相似的观点。于是郭沫若便认为,郁达夫和鲁迅早就串通一气想搞自己。结果,郁达夫退出创造社,加入了鲁迅的语丝阵营。
此时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郁达夫为何宁愿脱离自己参与组建的创造社,宁愿与多年老友郭沫若决裂,也要与鲁迅做朋友?
这和郁达夫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和郁达夫对郭沫若和鲁迅的判断有关。郁达夫是一个比较忧伤、细腻敏感的人,能够敏锐地发现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潜藏的危险,这和鲁迅是相近的。郭沫若则不然,他善于把握时机、跻身时代浪潮,喜欢唱赞歌。
北伐之后,郭沫若无视表象下潜藏的危险,一味唱赞歌。因此,郁达夫说郭沫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就是“变色龙”。这个判断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后来郭沫若也确实善于唱赞歌,善于抓住机会。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的态度剧变,其实也是一次“变色”。要知道,在这之前不到半年,郭沫若还嘲讽过鲁迅。
鲁迅与郁达夫在文学见解方面虽然有不少分歧,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郁达夫则是浪漫主义作家,但这并未阻挡他们的友情。这不仅因为鲁迅和郁达夫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又是同乡,更因为他们都有一颗求“真”之心。他们都不喜欢粉饰太平,都不喜欢趋炎附势,都是“
以我手写我心
”的。在郁达夫看来,鲁迅是一个战士,是一个真的猛士,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后,便与鲁迅一起编了《奔流》。合作期间,鲁迅不辞辛劳、不摆架子主动干各种杂事的作风,更是深深地打动了郁达夫。郁达夫曾这样说道:
鲁迅不仅是一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也是有才干的……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繁琐事务,都是鲁迅效的劳。
对于鲁迅的文学和思想,郁达夫也很早做出了极高评价,是第一个将鲁迅称为“现代文学第一人”的人。郁达夫是这样说的:
如问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当我们看到局部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全部;当我们热衷于把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未来。
当然,最打动郁达夫的还是鲁迅的人格。从女师大事件对进步青年的支持及“痛打落水狗”的执著,到对左联五烈士的祭奠,再到反帝抗日联盟的组建,鲁迅都如战士一般毫无畏惧勇往直前。郁达夫曾这样说过:
鲁迅是至死不变的纯真到底,是文坛的第一人格高尚者。
郁达夫是真正懂得鲁迅的人,是真正理解鲁迅价值的人。因此,在鲁迅逝世之后,他才会那样悲痛地写道: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