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听到噩耗后深感悲痛，当即抛下一切事物前往上海。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郁达夫写下了“
鲁迅虽死，精神与我中华民族同在
”。到达上海后，郁达夫奔赴殡仪馆向鲁迅遗体告别。之后，郁达夫满怀悲痛地写下了《怀鲁迅》，文章开头的那一段话便是出自这篇文章。
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适时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赞美。郭沫若先是将鲁迅与孔子相提并论，称赞道：
孔子之前未有孔子，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
平生功绩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
将郁达夫和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放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郁达夫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在1914年就认识了。之后，他们又一起讨论文学、办文学杂志，组建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而鲁迅，则是另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后来是“语丝”）的成员。“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有很多不一致的观点，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引发了激烈的笔战。
郭沫若和成仿吾骂了鲁迅很多难听的话，比如成仿吾曾说鲁迅“
庸俗、浅薄、三个有闲”，称“《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比如郭沫若曾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鲁迅也不是挨骂不还口的主，他也讽刺创造社的成员“有一股创造气”，是“流氓＋才子”式的人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虽然也是创造社三大元老之一，但他却从来没有骂过鲁迅，而鲁迅也没有骂过他。在创作社和鲁迅的矛盾深得不可化解之时，郁达夫选择的是和鲁迅做朋友。
郭沫若是有很强掌控欲的人，而且又是创造社的盟主，对于郁达夫的选择，郭沫若是非常不爽的。北伐之后，郁达夫发表了《广州事情》，说了一些丧气话。郭沫若可是随军北伐的一员啊，他看了文章之后对郁达夫提出了严厉批评。
不久之后，鲁迅又发文表达了与郁达夫相似的观点。于是郭沫若便认为，郁达夫和鲁迅早就串通一气想搞自己。结果，郁达夫退出创造社，加入了鲁迅的语丝阵营。
此时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郁达夫为何宁愿脱离自己参与组建的创造社，宁愿与多年老友郭沫若决裂，也要与鲁迅做朋友？
这和郁达夫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和郁达夫对郭沫若和鲁迅的判断有关。郁达夫是一个比较忧伤、细腻敏感的人，能够敏锐地发现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潜藏的危险，这和鲁迅是相近的。郭沫若则不然，他善于把握时机、跻身时代浪潮，喜欢唱赞歌。
北伐之后，郭沫若无视表象下潜藏的危险，一味唱赞歌。因此，郁达夫说郭沫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就是“变色龙”。这个判断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后来郭沫若也确实善于唱赞歌，善于抓住机会。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的态度剧变，其实也是一次“变色”。要知道，在这之前不到半年，郭沫若还嘲讽过鲁迅。
鲁迅与郁达夫在文学见解方面虽然有不少分歧，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郁达夫则是浪漫主义作家，但这并未阻挡他们的友情。这不仅因为鲁迅和郁达夫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又是同乡，更因为他们都有一颗求“真”之心。他们都不喜欢粉饰太平，都不喜欢趋炎附势，都是“
以我手写我心
”的。在郁达夫看来，鲁迅是一个战士，是一个真的猛士，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后，便与鲁迅一起编了《奔流》。合作期间，鲁迅不辞辛劳、不摆架子主动干各种杂事的作风，更是深深地打动了郁达夫。郁达夫曾这样说道：
鲁迅不仅是一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也是有才干的……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繁琐事务，都是鲁迅效的劳。
对于鲁迅的文学和思想，郁达夫也很早做出了极高评价，是第一个将鲁迅称为“现代文学第一人”的人。郁达夫是这样说的：
如问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当我们看到局部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全部；当我们热衷于把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未来。
当然，最打动郁达夫的还是鲁迅的人格。从女师大事件对进步青年的支持及“痛打落水狗”的执著，到对左联五烈士的祭奠，再到反帝抗日联盟的组建，鲁迅都如战士一般毫无畏惧勇往直前。郁达夫曾这样说过：
鲁迅是至死不变的纯真到底，是文坛的第一人格高尚者。
郁达夫是真正懂得鲁迅的人，是真正理解鲁迅价值的人。因此，在鲁迅逝世之后，他才会那样悲痛地写道：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