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中国是大明王朝,你们诸国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
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后来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而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面对“怒日本特甚”,朱元璋忍下了恶气,从此以后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与日本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派遣莱州知府赵秩远赴日本。日本王良怀经过赵秩的阐释明处外交政策打消了顾虑。不就良怀派遣僧人祖来跟随赵秩回中国向朱元璋进表笺。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僧人祖阐、克勒等八人送日使归国,从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一次接触日本斩杀朱元璋来使,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
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
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后来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而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面对“怒日本特甚”,朱元璋忍下了恶气,从此以后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与日本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派遣莱州知府赵秩远赴日本。日本王良怀经过赵秩的阐释明处外交政策打消了顾虑。不就良怀派遣僧人祖来跟随赵秩回中国向朱元璋进表笺。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僧人祖阐、克勒等八人送日使归国,从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一次接触日本斩杀朱元璋来使,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
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
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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