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成就异彩纷呈的主要原因

三国和两晋是一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汉末到魏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东汉末年的政治败坏引发了黄巾起义，随后军阀割据，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晋，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入侵，西晋的统治也随之结束，中原成了诸族争斗的战场。晋室南渡后，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半壁，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农民起义的高涨，最后刘裕取代了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 这些混乱而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看《世说新语》，感受到的就是与整个封建统治时期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书中有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渐成了一种风气，“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晋代陶渊明
“竹林七贤”的酣饮醉谈,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和梦里那个桃花源……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携领着他们飞蛾扑火般的旅程？ 魏晋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这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思想就是最锐利的武器。 魏晋最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玄学了。老庄思想可以让人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而儒家思想陷入了矛盾：它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已经实在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人们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 “魏晋名士好老庄，何晏有《无为论》，王弼有《老庄注》，阮籍有《达庄论》，郭象有《庄子注》，嵇康则标榜‘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国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风范：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 庄子自然纯朴的审美观，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恬淡纯朴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渊明描写他的恬淡纯朴的生活，写出了生活的脱俗超然，正应和了道家的艺术境界：“少无失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这样的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选择和追求的，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既表露了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又比较安全，也符合老庄思想反对功利的价值观。他们也向往着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无君无臣，自耕自织，无忧无虑。 可现实生硬地刺痛着梦想：曹操为消除异己，就杀死了孔融、杨修等名士；到了魏晋政权交替，曹氏和司马氏殊死斗争，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两晋，政治环境不断恶化，以至于“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评论政治是不敢的，为了填补精神空白，专谈玄理的清谈风行，而清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达到了哲学上的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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