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是处分吗
约谈是党内监督的一种形态，约谈不是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第七条 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第二十八条 纪委派驻纪检组对派出机关负责，加强对被监督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领导干部的监督，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派出机关和被监督单位党组织报告，认真负责调查处置，对需要问责的提出建议。
派出机关应当加强对派驻纪检组工作的领导，定期约谈被监督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派驻纪检组组长，督促其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第三十一条 接到对干部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应当及时找本人核实，谈话提醒、约谈函询，让干部把问题讲清楚。约谈被反映人，可以与其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一同进行；
被反映人对函询问题的说明，应当由其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上级纪委。谈话记录和函询回复应当认真核实，存档备查。没有发现问题的应当了结澄清，对不如实说明情况的给予严肃处理。
扩展资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新理念新经验，规定“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过拓宽问题线索渠道，我们可以发现和紧盯事涉群众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问题，专项检查、行政执法、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和收集的问题线索，在监督检查、信访举报中发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四风”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及时谈话提醒，第一时间消除“隐患”。
通过制定约谈、函询办法，明确约谈、函询的情形、对象和程序；对反映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一般轻微违纪问题，可以及时约谈函询，让咬耳扯袖去发挥作用，并以此成为常态。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一、不是处分。
二、约谈的定义：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
三、约谈的“四种形态”：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约谈记录表的要素：
1.约谈时间
2.约谈地点
3.约谈单位
4.约谈人员
5记录人员
6.约谈内容
扩展资料：
“约谈”不可能是无偿的。
其“有偿性”或曰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被约谈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定的补贴。
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约谈的企业，就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定向销售”。
虽然可能不足以弥补企业亏损，但企业所获得的无形的政府资源，却注定是一笔可观资产。
而这，也正是“约谈”成本体现的第二个方面。
“约谈”的运作思路很明确，抓住有市场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换来整个市场的价格稳定。
可是，这种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论。
企业能够获得补贴，看似是为其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合理补偿，实际上却是以行政手段强化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被“约谈”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些未被“约谈”的企业是否就全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
假如没有“约谈”，那些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又体现在何处？对于能够被“约谈”并获得政府补偿，未获此“殊荣”的企业已经啧有烦言。
很显然，“约谈”使得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了政府资助，而另一部分同样服从了行政干预的企业不仅一无所获，还承担了市场以及行政干预的双重压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预市场定价，最好能用明确的方式表明，这样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是统一的，市场的竞争机制没有被破坏。
而“约谈”这种看似同企业商量的尊重市场的办法，其实就是以相对软性的方式行干预之实。
但不言自明的干预却蕴含了畸轻畸重的市场不公，它使得在一个原本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强势企业强者更强，弱势企业更为不堪。
参考资料来源：
一、不是处分。
二、约谈的定义：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
三、约谈的“四种形态”：
1.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2.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3.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4.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约谈记录表的要素：
1.约谈时间
2.约谈地点
3.约谈单位
4.约谈人员
5记录人员
6.约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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