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代宰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唐代官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秦汉宰相制度,又直接因袭隋制 ,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其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以及对中外历史影响之深远,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而这些纷繁复杂的特点,无不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密切相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直接制约着相权的争压和演变,进而影响着唐代历史的兴衰更替。
唐朝宰相制度基本上是承袭隋制，但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和发展。唐代统治者为了适应内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对宰相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因而，唐代的宰相制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更新、健全起来，其人数之多，对于巩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和中外历史的深远影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较之前代宰相制，唐代宰相制有7个独有的特点：
一、三省长官同为宰相。
高祖时代，唐承隋旧，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掌相权，“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就把秦汉时代创立的相权一分为三，分隶于三省。而三省之职，中书拟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唐代三省制组织严密，机构整齐，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长期发展得产物，也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产物。三省长官各有建制，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建立，对维护唐王朝的强大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集中多数意见，使行政比较少犯错误，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相权不被一人专断，可避免宰相专权之弊。
唐中期以后，三省逐渐废弛。中书令、侍中二职常缺而不设，即使设也不一定是宰相。特别是藩镇林立、节度使拥兵自重之时，三省长官便成了赏功之官。肃宗朝有宰相16人，其中14人是以他官同平章事为相；代宗朝有宰相12人，其中10人入相时并非三省之长；德宗朝有宰相35人，其中33人非三省长官而入相。这种变化与唐前期相比是有区别的：太宗、高宗、武后时期，虽然也有大量的非三省长官入相，但三省长官仍是宰相，所以三省制能正常运行；后期则摒三省长官于权力中心之外。中唐时期，相权开始旁落，他官参与朝政，而且宰相流动性大，不能保证最高行政集团的相对稳定，不利于政策的连贯性。
二、仆射为相
唐初，因太宗李世民做过尚书令，故自此以后，臣下避不敢居次职，而尚书省副职左右仆射于是为该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总制省事”。但后来太宗以其“官位太崇，不欲轻以授人”，而以他官加“参知政事”之类以及“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等名号行宰相职。所以左右仆射之职在高士廉、房玄龄死后不再授人（特殊历史时期除外）。贞观23年，太宗死后不久，高宗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一次出现了仆射带“同三品”的称号；玄宗开元以后，凡拜仆射者，不带同中书门下或兼知参知政事者，不再是宰相。其原因是：玄宗即位后，为了恢复皇权，曾着力恢复三省职能，提高宰相权力，但他对宰相的信任倚重却仅限于个别人。开元21年，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在其后设立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位列于尚书省之上。这样就使尚书省处于中书门下的从属地位，尚书省长官失去了共同议政的权力，因而仆射“虽居人臣之极地，不过备员而以”。三、他官参议朝政，多人为相
唐初，在以三省长官为相的同时，也以他官参议朝政，临时行使相职。太宗即位后，很注意用人。他重视从台省官员即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部尚书、御史大夫、秘书监等重要官员中选择有才能的人参与朝政，行宰相职。因此，“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戴胄、侯君集、萧瑀、杨师道。张亮、褚遂良等都曾以他官参议朝政。自此，“参与朝政”、“参议得失”、“专典机密”、“参豫机务”、“同知军国政事”等等名号，皆为临时充任宰相职者所特有。
从《新唐书 宰相表》中可以看到，太宗贞观末到肃宗乾元初，以他官参议朝政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同中书令、侍中（皆为正三品官）之意。中书、门下二省本为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但这两个名称并不专用，他官居宰相职者仍然是假以“参知政事”、“参议国政”等名称。作为专用名称并入衔还是在高宗以后，高宗时以非三省长官而任宰相由多种临时称号基本统一为“同三品”、“同平章事”二名称。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权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吏滥杂，官员的品秩普遍升高。因此代宗大历2年下令：“侍中和中书令宜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入正三品”。“同三品”之名遂废止不用，而知政事者一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入相，终唐之世而不改。
四、设立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
唐初，由于数人同时为相，所以宰相们得一道共商国事，这就需要一个共同议事的办公机构，于是设立了政事堂。并规定诸司官知政事者，午前在政事堂议事，午后归本司决事。政事堂会议，是发挥集体才智，提高管理国家大政效能的一种有效措施。开元21年，张说为相，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它的后面立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因此，中书令大权独揽，政事堂成了宰相事无不统的办事机构，众言堂成了一言堂。
五、翰林学士侵夺相权——“内相”
高宗时，召刘袆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武则天专权时期，为排除异己，更是多用北门学士参决朝政，制敕不经中书门下，这样中书门下的定策审议之权开始被侵夺。
开元26年，由于中书事务冗繁，“乃选文学之士为供奉，与集贤学士分管制诰书命”，肃宗至德以后，因“军国务殷”，翰林学士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中，翰林学士正式掌管了制诏权。中书舍人的职权被代行，中书舍人就变为了没有实权的高官。
玄宗时，翰林学士对国家政令还有了封驳权。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边阵强族经常骚扰京师，皇帝只得在外“避难”，大臣有时和皇帝离散一方，但翰林学士是皇帝侍从，常不离左右，这样军国机务，诏书政令，多出自翰林之手，并经常惨绝军国大政，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德宗以后，宰相多选自翰林学士。
六、使职差遣——“使相”
安史之乱后，唐国力大衰，中央集权力量大为削弱，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唐政府遂选用大批的理财人员主持军国大政，以宰相兼任财政官职，如判度支，勾当转运租庸调支等。为笼络方镇势力，也给节度使加上宰相虚衔。无论是宰相兼使，还是节度使兼相，皆通称“使相”。
事实上，在武德、贞观年间，外官兼任宰相或宰相兼领外官的现象已经出现，但不是普遍现象。玄宗天宝以后，这种风气才渐渐盛行。一般说来，“使相”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方镇地位已经很高，君主为了稳住他们，就加宰相虚衔进行拉拢，以示宠爱。但他们来到京师，却不能行宰相之职，“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所以这一时期的节度使兼相与唐前期的节度使兼相是有很大区别的，前期的节度使兼相，是实授（即以军功入相），武德、贞观时代比较明显，是以军功选拔宰相的主要途径。而中唐以后的使相，纯属荣誉虚衔。；另一种类型，本身就是宰相，因事奉使外出或兼任外官。他们回到京师仍知宰相事，往往集军、政、财权于一身。
使相一职产生，是方镇力量强大，中央集权力量日益削弱的反映。朝廷想以宰相之职宠任、羁縻强大的方镇，非但不能使其感恩，反而使之更加跋扈，宰相身价更加轻贱。
七、枢密使侵夺相权——“枢相”
枢密使设立于代宗永泰2年（公元766年），宦官董秀为首任，起初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并没有很大权力。枢密使设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官署，仅有三间房屋贮放文书，其职责是传宣诏令，但这种地位为其揽权干政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宪宗时，以刘光琦、梁守谦为枢密使，权力逐渐加大。其后大宦官王守澄、杨复恭都相继为之。昭宗天复元年，规定宰相在延关殿奏事，枢密使在旁可提不同意见进行辩论；对皇帝诏敕有不当之处也可帖黄更改，也就是说，枢密使已掌握了封驳之柄，公开参与朝政，侵夺相权。中晚唐掌握实权的宦官多以枢密使的名义干预朝政，甚至废立君主也由他们主张（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宦官掌握了军权）。
总结：有唐一代，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众多（369人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在加强中央集权中的显著作用和对中外历史之影响，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有唐一代，名相辈出。如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武则天时的狄仁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宪宗时的裴度以及中后期的理财名相杨炎、陆贽等。唐代的宰相制度，对唐代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对后世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宰相作用发挥得好，政治就比较清明，社会就比较安定，唐帝国能获得当时世界上的文明、昌盛的领先地位，健全合宜的宰相制度功不可没！
来自唐朝吧《唐代宰相制有7个独有的特点》
一切荣誉属于唐朝吧taojunno1
采用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完整的相权被分割，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唐朝宰相制度基本上是承袭隋制，但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和发展。唐代统治者为了适应内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对宰相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因而，唐代的宰相制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更新、健全起来，其人数之多，对于巩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和中外历史的深远影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较之前代宰相制，唐代宰相制有7个独有的特点：
一、三省长官同为宰相。
高祖时代，唐承隋旧，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掌相权，“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就把秦汉时代创立的相权一分为三，分隶于三省。而三省之职，中书拟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唐代三省制组织严密，机构整齐，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长期发展得产物，也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产物。三省长官各有建制，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建立，对维护唐王朝的强大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集中多数意见，使行政比较少犯错误，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相权不被一人专断，可避免宰相专权之弊。
唐中期以后，三省逐渐废弛。中书令、侍中二职常缺而不设，即使设也不一定是宰相。特别是藩镇林立、节度使拥兵自重之时，三省长官便成了赏功之官。肃宗朝有宰相16人，其中14人是以他官同平章事为相；代宗朝有宰相12人，其中10人入相时并非三省之长；德宗朝有宰相35人，其中33人非三省长官而入相。这种变化与唐前期相比是有区别的：太宗、高宗、武后时期，虽然也有大量的非三省长官入相，但三省长官仍是宰相，所以三省制能正常运行；后期则摒三省长官于权力中心之外。中唐时期，相权开始旁落，他官参与朝政，而且宰相流动性大，不能保证最高行政集团的相对稳定，不利于政策的连贯性。
二、仆射为相
唐初，因太宗李世民做过尚书令，故自此以后，臣下避不敢居次职，而尚书省副职左右仆射于是为该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总制省事”。但后来太宗以其“官位太崇，不欲轻以授人”，而以他官加“参知政事”之类以及“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等名号行宰相职。所以左右仆射之职在高士廉、房玄龄死后不再授人（特殊历史时期除外）。贞观23年，太宗死后不久，高宗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一次出现了仆射带“同三品”的称号；玄宗开元以后，凡拜仆射者，不带同中书门下或兼知参知政事者，不再是宰相。其原因是：玄宗即位后，为了恢复皇权，曾着力恢复三省职能，提高宰相权力，但他对宰相的信任倚重却仅限于个别人。开元21年，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在其后设立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位列于尚书省之上。这样就使尚书省处于中书门下的从属地位，尚书省长官失去了共同议政的权力，因而仆射“虽居人臣之极地，不过备员而以”。三、他官参议朝政，多人为相
唐初，在以三省长官为相的同时，也以他官参议朝政，临时行使相职。太宗即位后，很注意用人。他重视从台省官员即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部尚书、御史大夫、秘书监等重要官员中选择有才能的人参与朝政，行宰相职。因此，“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戴胄、侯君集、萧瑀、杨师道。张亮、褚遂良等都曾以他官参议朝政。自此，“参与朝政”、“参议得失”、“专典机密”、“参豫机务”、“同知军国政事”等等名号，皆为临时充任宰相职者所特有。
从《新唐书 宰相表》中可以看到，太宗贞观末到肃宗乾元初，以他官参议朝政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同中书令、侍中（皆为正三品官）之意。中书、门下二省本为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但这两个名称并不专用，他官居宰相职者仍然是假以“参知政事”、“参议国政”等名称。作为专用名称并入衔还是在高宗以后，高宗时以非三省长官而任宰相由多种临时称号基本统一为“同三品”、“同平章事”二名称。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权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吏滥杂，官员的品秩普遍升高。因此代宗大历2年下令：“侍中和中书令宜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入正三品”。“同三品”之名遂废止不用，而知政事者一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入相，终唐之世而不改。
四、设立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
唐初，由于数人同时为相，所以宰相们得一道共商国事，这就需要一个共同议事的办公机构，于是设立了政事堂。并规定诸司官知政事者，午前在政事堂议事，午后归本司决事。政事堂会议，是发挥集体才智，提高管理国家大政效能的一种有效措施。开元21年，张说为相，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它的后面立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因此，中书令大权独揽，政事堂成了宰相事无不统的办事机构，众言堂成了一言堂。
五、翰林学士侵夺相权——“内相”
高宗时，召刘袆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武则天专权时期，为排除异己，更是多用北门学士参决朝政，制敕不经中书门下，这样中书门下的定策审议之权开始被侵夺。
开元26年，由于中书事务冗繁，“乃选文学之士为供奉，与集贤学士分管制诰书命”，肃宗至德以后，因“军国务殷”，翰林学士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中，翰林学士正式掌管了制诏权。中书舍人的职权被代行，中书舍人就变为了没有实权的高官。
玄宗时，翰林学士对国家政令还有了封驳权。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边阵强族经常骚扰京师，皇帝只得在外“避难”，大臣有时和皇帝离散一方，但翰林学士是皇帝侍从，常不离左右，这样军国机务，诏书政令，多出自翰林之手，并经常惨绝军国大政，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德宗以后，宰相多选自翰林学士。
六、使职差遣——“使相”
安史之乱后，唐国力大衰，中央集权力量大为削弱，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唐政府遂选用大批的理财人员主持军国大政，以宰相兼任财政官职，如判度支，勾当转运租庸调支等。为笼络方镇势力，也给节度使加上宰相虚衔。无论是宰相兼使，还是节度使兼相，皆通称“使相”。
事实上，在武德、贞观年间，外官兼任宰相或宰相兼领外官的现象已经出现，但不是普遍现象。玄宗天宝以后，这种风气才渐渐盛行。一般说来，“使相”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方镇地位已经很高，君主为了稳住他们，就加宰相虚衔进行拉拢，以示宠爱。但他们来到京师，却不能行宰相之职，“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所以这一时期的节度使兼相与唐前期的节度使兼相是有很大区别的，前期的节度使兼相，是实授（即以军功入相），武德、贞观时代比较明显，是以军功选拔宰相的主要途径。而中唐以后的使相，纯属荣誉虚衔。；另一种类型，本身就是宰相，因事奉使外出或兼任外官。他们回到京师仍知宰相事，往往集军、政、财权于一身。
使相一职产生，是方镇力量强大，中央集权力量日益削弱的反映。朝廷想以宰相之职宠任、羁縻强大的方镇，非但不能使其感恩，反而使之更加跋扈，宰相身价更加轻贱。
七、枢密使侵夺相权——“枢相”
枢密使设立于代宗永泰2年（公元766年），宦官董秀为首任，起初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并没有很大权力。枢密使设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官署，仅有三间房屋贮放文书，其职责是传宣诏令，但这种地位为其揽权干政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宪宗时，以刘光琦、梁守谦为枢密使，权力逐渐加大。其后大宦官王守澄、杨复恭都相继为之。昭宗天复元年，规定宰相在延关殿奏事，枢密使在旁可提不同意见进行辩论；对皇帝诏敕有不当之处也可帖黄更改，也就是说，枢密使已掌握了封驳之柄，公开参与朝政，侵夺相权。中晚唐掌握实权的宦官多以枢密使的名义干预朝政，甚至废立君主也由他们主张（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宦官掌握了军权）。
总结：有唐一代，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众多（369人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在加强中央集权中的显著作用和对中外历史之影响，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有唐一代，名相辈出。如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武则天时的狄仁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宪宗时的裴度以及中后期的理财名相杨炎、陆贽等。唐代的宰相制度，对唐代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对后世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宰相作用发挥得好，政治就比较清明，社会就比较安定，唐帝国能获得当时世界上的文明、昌盛的领先地位，健全合宜的宰相制度功不可没！
来自唐朝吧《唐代宰相制有7个独有的特点》
一切荣誉属于唐朝吧taojunno1
采用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完整的相权被分割，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