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此书编著时首次对“六书”做出了具体的解释,逐字解释字体来源;第十五卷为叙目,记录汉字的产生、发展、功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作者创作的目的。
许慎之所以能创立540个部首,得力于他对“六书”造字法的深刻理解。这里所说的“六书”是否即指六种造字法,不能确知。
班固《汉书·艺文志》援引刘歆的说法,指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他没能阐明“六书”的具体内容。许慎第一次给“六书”作了完整的界定,并给出了例字。
《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所界定的“六书”说,后世虽有补易,但都没有超出许慎的“六书”理论体系。
扩展资料
《说文解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
第一,周秦两汉的文字、词汇研究,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
还有从地下或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为《说文解字》的编排提供了借鉴。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音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书说”,就为《说文解字》提供了理沦指导。
第二,汉代今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义”,大可经世致用,常常断章取义,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
此时,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他猛烈抨击那些“玩其所习,蔽所希闻”的俗儒,那些“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的“鄙夫”。
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经艺”,不利于“王政”。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许慎立志写作《说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