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莫言以“红高梁系列”为代表的文化寻根小说至少从小说写作的两大基本要素上显示出对文化寻根的独特思考:“人”所潜藏的生命意志和“地”所呈示的生存状况。从“人物”看,《红高粱》讲述的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日故事,但抗战只是故事的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小说真正要展示的是我们民族性格中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伟大生命潜能和质素。《红高梁》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我”爷爷,“我”奶奶,还是罗汉大爷,血液中都既有除暴安良、坚忍不拔的抗争意识,也浸润着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和狂野放纵的土匪习性,是一群未被文明驯化的、未经雕琢的民族文化原型。在莫言笔下,这样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男性形象十分常见,他们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历史主体”,而恰恰是一些应该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群。在“红高梁系列”中,我们看到的无非是一些行为放荡、举止粗鲁、杀人越货、无所顾忌的土匪、轿夫、流浪汉,一群未被文明驯化的村夫乡民。然而正是通过他们自发的生存反抗,通过他们敢爱敢恨的生命渴求,通过他们的出生入死,体现出了深藏在野性生命力背后的“酒神精神”,以及隐含在民族文化深处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再从“地点”看,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以他对故乡山东高密的记忆为背景展开。在莫言笔下,这是一块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土地。我们虽然能够在作品中读出故事展开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这些历史背景留给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短暂历史瞬间,但莫言更加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特定历史依附于永恒生活表面的诗意特征,而是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原生形态: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通过这些永恒的、普遍的生存状态,体现作家对人性、对人的生存苦难的关注和探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乡”与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何其相似,并且两位作家都是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发现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