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曾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许多曾经一度辉煌的庞大帝国或文明逐渐衰落或奔溃；而许多过去曾经是蒙昧野蛮的民族却迅速崛起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另外，希罗多德曾经总结道：“过去曾经辉煌的大城市，大多数已经不再辉煌；而现在强大的城市，过去可能非常弱小。通过这两类相反的雄辩事实，我确信人类的幸福不可能持续长存。”那么下面我们就追随作者奥尔森来一起探索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因为什么因素而不断兴衰更替。
一、问题的引入
在书中，作者一一列举了自己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它们分别是：
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起国在20世纪60年代时为什么会发展如此之快。
②为什么美国、德国、日本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是如此突出？
③西方的崛起无疑可归因于诸多要素，其中一些已经在历史书中得到解释，并且寻求单一的解释似乎是愚蠢的。作者所要回答的是在传统的解释中，是什么因素被遗漏或者忽视了？或者说，遗漏了什么重要因素，以至于没有它就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满意答案？
④为什么非自愿失业会发生，并且有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时期）会波及大部分的劳动力。⑤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失控的？即，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治理和控制它们的社会呢？
⑥什么样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头重脚轻”的社会？
⑦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的阶级结构比其它国家或其他时期更稳固、更重要。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传统智慧给予了部分解答，在作者看来，这些解释过于单
一，都只是特定解释，并且都不充分。但是这些传统智慧也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推翻。相反，这些民间智慧是部分正确的，并且为某些流行假说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作者则试图对理论进行发展和整合，使其能够适用于大量现象，即具有经验实证的普遍性。
二、与以往理论的对话
对于国家兴衰的问题，以往也有过大量研究，但解释都过于局限和单一。简略的历史参考书，对帝国的奔溃可以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来得到解释。爱德华.丹尼森关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相对贡献的估计，总体来看是富有成效的；而达尔.乔根森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了详尽的估计，但并未告诉我们增长的最终根源。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动机使储蓄和投资发生；或者什么可以解释创新；或者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创新和资本积累比其他社会多。其局限就是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他们虽然探索了溪水从何而来，但并未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也没有解释是什么阻碍了经济进步的通道。
为什么非自愿失业会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未能建立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关于行为类型的假定经不起推敲，与个人和企业所致力于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像“货币主义”和“理论预期均衡”这些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定了理性的个人行为，但这些理论的假定不能够解释非自愿就业。当经济学家引入“滞胀”这个词时，一些政治学家开始用“失控”来描述当今社会。
对于二战后有些国家的飞速增长，例如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增长通常归因于战争期间对工厂设备的破坏，因为这使得这些国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重建。同样，有人将其归因于他们民族的异常勤奋，按照同样的思路，英国的增长迟缓可归因于英国人对安逸生活异乎寻常的享受。或者归因于英国工会的力量和狭隘意识，或者归因于工人阶级的拒绝变革和不合作，或者归因于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英国的经理阶层缺乏企业家精神或进行革新的意愿；拥护既定的权力结构、反对商业的态度。这种解释的普遍因素在于强调一个或者另一个阶级的特殊气质或英国阶级体系的僵化。
许多经济学家将战败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归因于人力资本相对于被战争破坏的物质资本更重要，但这不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因为战争杀死了大量的年轻人和训练有素的成年人，并且战争使得教育事业和工作经验中断了很多年。
某些观察家试图用所谓的国民经济意识和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程度来解释反常的的增长率。还有些经济学家论证，当我们将发达民主国家看做是一个集团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看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大政府和底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微弱的、不确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仅在日本有较好的表现，在主要的发达民主国家，它同时具有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最小的政府。
以上关于国家兴衰的理论见解，在本书作者看来都具有其理论局限，只能解释单个或者部分的地区与国家的发展，或者他们的理论都存在着漏洞，经不起逻辑推敲。
三、一个核心概念——分利集团（联盟）
在本书的讨论中首先从集团行动的悖论入手。通常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由企业或个人组成的集团中，如果每个人或每个企业拥有某种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整个集团就有寻求或者扩大这种利益的倾向。但是深入推敲一下，上述假设存在着无可辩驳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消费者和工人花费几天时间或金钱组织一个抵制团体或者联盟的或进行最优立法游说，那么他或她将会牺牲时间和金钱。这种牺牲将以什么作为回报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只能获得这种行动收益微小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达成集体行动呢？作者的讨论表明：可以获得选择性激励的那些集团比不能够获得的那些集团更可能达成集体行动，小集团将比大集团更可能参加集体行动。
如果将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其他的一些逻辑或事实联系起来，特别是与经济学中的某些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系列进一步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则是分利联盟或分利集团，分利联盟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它既能导致社会经济的繁荣，也能时社会发展陷入滞胀或衰落，同时还能提高政府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并且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
四、理论与现实的勾连——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入手
由于本书经验证据颇多，所以在有关经验与理论相互验证的证据方面，仅使用部分例证来说明作者所提出的理论的正确性和解释力，为我们观察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兴衰提供一种视角。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民主国家
作者得出结论说，在那些分利集团被集权政府或外国人入侵削弱或废除的国家，一旦自由稳定的法律秩序建立起来，就应该能够实现经济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可以解释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在战后出现的“经济奇迹”原因，特别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二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建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绝大多数都具有共融性利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可归因于它们所拥有的某些利益集团相对利益共荣的特征。至少，在这两个国家战后的头二十年管制复杂性程度和政府规模没有发展，并且整个社会具有相对更加稳定的特征。同时理论还语言，由于持续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分利集团，它们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个理论也为研究法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提供了一个视角。为什么在法国投资环境经常处于劣势的情形下，战后一段时间却有相对较好的增长绩效。
上面的逻辑还隐含着，在那些长期没有遭受外敌入侵并且组织民主自由的国家，将会遭受到来自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联盟的压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不列颠这个长期没有独裁、入侵和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率比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低。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社会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强大组织和联盟，以致遭受着“制度僵化症”的困扰，而这又降低了它快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
毫无疑问，在德国、日本和法国，集权主义、不稳定和战争大大减少了特殊利益集团；而在英国，长期的稳定、没有入侵等造成了这种集团的持续发展。
作者对于美国的考察基于以下事实分析：美国是由不同的州组成的大联邦，它们通常具有不同的历史和发展政策，这一事实使得各州的经验数据来验证本书的理论成为可能。对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统计检验，得出一个州的成立时间越长，他积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时间越长，其增长率越慢。本书理论语言，一个地区拥有组织稳定自由的时间越长，阻碍增长的组织积累就会越多，那么成立时间最长、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间最长的州，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应该具有最低的增长率，除非这些州在战争中被打败并且失去了稳定。
（二）管辖权一体化与对外贸易
作者在第五章中一直尽力表明，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的最著名削弱更多的是壁垒长度的削减，而不是壁垒高度的削减——他们通常是管辖权一体化的结果。现代早起欧洲的集权君主带来的管辖权一体化并未受到教育的启发，但是收到了君主对权力和财富渴望的激励。美国和德国的管辖权的一体化更多地应该归因于民族主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对经济学的理解。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建立也主要归因于对苏联的恐惧，渴望确保不存在另一场法德战争，以及对美国的模仿和对美国的不安，而不是对更加自由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可能产生收益的严格分析。
个国家即使不加入关税联盟，而仅仅通过单边缩减壁垒，也可以获得全部或大部分的自由贸易收益，它们从这样的做法中也可以获得全部或大部分的自由贸易收益，它们从这样的做法中获得的贸易收益通常比加入关税同盟获得的收益多。
（三）不平等、歧视与发展
无论有多少附加证据可以证明此理论符合发达国家和现代西方经济史，它仍然不能支持有关非西方社会某些令人信服的结论。在非西方社会中，可能有不同的因果过程在起作用。联盟过程是否依赖某些文化或宗教特征，或者是否仅适用于西方文明。在作者看来，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同样的趋势在其他文明中也发挥着作用，除非在几个其他几个文明传统中存在同样联盟过程的证据。
19世纪的后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反常的实例。中国的行会力量十分强大，行会和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其中政府的强制力使得行会和政府官员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行会的力量甚至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尽管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在这个国家内部存在贸易关税和通行费，行会的影响无疑也因此而加强了。尽管中国拥有非常古老而丰厚的文化，但它却没有实现工业化，曾经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精神和文化的某些方面天然不适合现代经济生活。但是，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就是中国或者就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社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不具备发展独立利益集团的自由，因为他们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新加坡在英国的控制下，游说几乎得不到任何利益；中国香港则是一直沿着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路线发展的殖民地。
五、基于作者观点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理解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发展起造成耕地经济效率的强大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发达，而有的国家却不断衰落？他从分利集团的多少、分利集团涉及的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增长的原因。多国家的衰落则提出了一个一般性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它可能是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存在大量的分利集团却似乎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奥尔森的观点是新颖的，且具有说服力，不像那种单一特定的理论，在面对更多的经验事实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本书作者的观点却似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不仅对西方国家适用，而且对于非西方国家也适用。
因此，依据本书理论，我对目前以及未来中国的国家发展形成了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中国自1978年以来，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中国社会在市场机制引入和成熟的过程中获得了高速地发展，这种发展之所以这么快度，一是由于国家制度的原因，二则是在中国民间社会没有形成势力庞大的分利联盟或集团。制度激发了民间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没有分利联盟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和发展，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参与进社会大发展的潮流中，而不受特定利益集团的牵制和封锁。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繁荣。但是历史的轨迹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速发展阶段，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进入低速发展阶段。这种变化如果按照奥尔森理论的逻辑来推演原因则是中国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分利联盟，这将会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失去活力，进一步阻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在改革时期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则很难实现。
那么如何破解这种发展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应该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制定打击和限制特殊利益形成的法律机制，让社会形成更多的利益共融性群体或集团，增强社会活力。用中国现时的政治话语来说这就是进行改革、打击腐败和建立一个合理公平的社会机制，给底层精英更多的上升通道，淘汰上层的腐败分子。促进社会新陈代谢和良性运行，使发展更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