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赤字 银行对政府垫款 钞票增发额
1946年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年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年1～7月 434,565,612 434,565,612 341, 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 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 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 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 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 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 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9、47、95页。）。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四）全面内战破坏了生产力，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为了支持战争，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民生领域百业萧条，因此催动消费类物价的持续上涨。而在农村地区，大量农田成为战场，劳动力被成批成批地征兵入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了极点。 （五）市场分裂，导致原料紧缺。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从这些地区被解放军夺取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汇编》显示，当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 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和制药工业，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区，形同孤岛。到了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全数停摆。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这才解了上海的断煤之虞。由此事可见，强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转之事实。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翁文灏本人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和粮食部长关吉玉都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是巴黎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唯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炫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翁内阁倒台后，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物价狂涨速度甚至超过改革前。）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赤字 银行对政府垫款 钞票增发额
1946年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年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年1～7月 434,565,612 434,565,612 341, 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 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 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 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 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 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 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9、47、95页。）。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四）全面内战破坏了生产力，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为了支持战争，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民生领域百业萧条，因此催动消费类物价的持续上涨。而在农村地区，大量农田成为战场，劳动力被成批成批地征兵入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了极点。 （五）市场分裂，导致原料紧缺。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从这些地区被解放军夺取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汇编》显示，当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 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和制药工业，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区，形同孤岛。到了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全数停摆。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这才解了上海的断煤之虞。由此事可见，强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转之事实。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翁文灏本人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和粮食部长关吉玉都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是巴黎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唯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炫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翁内阁倒台后，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物价狂涨速度甚至超过改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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