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形容你心目中的最神圣的东西,它如天长如地久,与日、月、星同辉
出自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最后一句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三光]是日月星,另附原文.
● 陈寅恪
【按: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专门为此作了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 原载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出自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最后一句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三光]是日月星,另附原文.
● 陈寅恪
【按: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专门为此作了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 原载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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