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如果放弃它,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祐二年(1057)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黄河灌注,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以保终身,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嘉祐五年(1060),拜为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辞官。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辞官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