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
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
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
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
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
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
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做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书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分啊。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扩展资料: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
《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
《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
《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很大的。
《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
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
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
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
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
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
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做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书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分啊。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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