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攻打巴士底狱
英法两国隔海相望。历史上，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曾经征服了英国。历代金雀花王朝（1154—1485年）的英国君主，理论上都是法国臣民。1337-1453年，两国间还曾爆发过百年战争，战争最后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法国相对于英国而言一直是一个强国。但自1689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实行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统治后，英国的国力相对法国就不断增强。十八世纪中期英国打败法国，成为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20多年后，法国却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激化导致爆发了大革命。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除了中间短暂的休战之外，法国经历了25年的持续战争。大量资源被战争摧毁，500多万人的生命化为灰烬，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法国工业革命被推迟了近30年，从那时至今，法国的国力再也没有超过英国。大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无疑是沉重而高昂的。
我们不禁要问，同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样有着工商业文明的传统，为何英国能够采取“光荣革命”的方式达成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而法国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却不可调和，以至于爆发暴力冲突乃至大革命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尝试解答如下。其一，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国家的贸易通路不固定，影响因素无可测性（最危险的就是海上风暴），怎样抗拒灾难，完全靠一船甚至就是船长的个人决定，其贸易方向政府无法也无必要控制，所以海洋国家更能接受自由贸易思想；海洋的灾害一旦发生，主要波及的是灾害区域航行的局部船只（除了海啸以外），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海洋灾难，人们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集体防御，他们只能靠自己个人和小团体的力量去逃避或者保全自己，而这个时候，政府的强权也无法对自己的人民形成有效帮助，长期的无法互救和政府无力导致人民的独立、自救，最终形成人权大于国权、自治的思想观念。
相对海洋灾害的不确定性而言，大陆经济因素更有其可预测性。其灾害一旦发生，也相对容易组织集体防御。所以大陆国家更易接受计划经济（这里计划经济是一个广义的有计划、受政府调控的经济概念，并非特定的带有意识形态特点的狭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决定政治，由于经济发展和现实环境的需要大陆国家更能接受中央集权体制。而海洋国家更能接受邦联或者所谓的地方自治体制，社会存在着自治传统、协商民主传统。例如岛国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是由英格兰本土、北爱尔兰和自治区域苏格兰、威尔士，一些自治岛组成的邦联。以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300多年的今天，苏格兰还要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英联邦（注1）。岛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已经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反幕府的萨摩等西南诸强藩，成为倒幕战争的基地。这是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的英国，亚洲的日本胜利的重要原因。
其二，上述海洋国家的协商民主传统、自治传统导致其统治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最终也有利于自身家族的政治妥协。例如1215年英王约翰被贵族胁迫签署《自由大宪章》。国王成为贵族们“同等中的第一个”。1689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接受 “权利法案”， 法案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国家走上了议会民主道路，建立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统治。社会建立了自纠错机制，社会矛盾得以调整、释放和缓解。因此国家走上了渐进的，生产力可以积累的良性发展道路。而大革命前的法国处于中央集权统治之下，教士是当时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教士占1%，贵族约2%）。新兴的资产阶级因为政治上没有权力而受到欺压。但这仅仅是暴力革命的基础，如果统治者能够恰当地处理、调整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也不是一定要爆发暴力革命。但是在1789年5月，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征税的需要，召集已经停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来筹款。第三等级的代表趁开会的时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第二，改变按等级分配表决权的办法，要求三个等级共同开会，按出席人数进行表决。如果路易十六认清大势，他本可以借此机会建立社会的协商民主平台和渐进纠错机制，使国家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循环，但可惜的是他有点类似中国的明熹宗朱由校(即天启帝，擅长木工），擅长制锁而不是治国。1789年7月，路易十六试图驱散制宪议会，矛盾激化，终于激发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以致爆发暴力革命。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攻打巴士底狱的结果，只解救了7个犯人，其中一位是贵族家庭中被皇家密信所逮捕的“放荡罪”犯人萨德侯爵，两位是精神病患，四位是伪造犯。政治犯一个都没有。大革命的结果，并未摧毁中央集权，反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皇权等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试图说明的：“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与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回顾这段历史，难道中国人不应该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