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华夏文明的源头 华夏文明源自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五、六千年前,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学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向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长,超过了其它羌人。于是华夏族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在他们眼里,羌族已不在是同类,所以专称其为“西戎”,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然而不巧的是三苗已经先他们一步到达中原沃土。在那种文明起源的“部落英雄时代”,部族战争是人群间竞争的唯一办法。掠夺、驱逐、消灭外族的人会被本族人奉为英雄,这是那个阶段所有部落的“道德标准”。所以打败蚩尤驱逐三苗的英雄——黄帝诞生了。华族占据了中原,开始创造华夏文明。在中原更东的山东一带,还有许多小部族,被称为夷族。华人称夷族为“东夷”,而被赶到南方的三苗为“南蛮”。华夷之间的争斗贯穿了整个夏商时代,这种争斗的胶着使两族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交流,到周代以后,东夷族被彻底同化,退出历史舞台,华夏族又取得了胜利。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华族的扩张目标又指向了长江以南更广阔的百越之地。虽然秦军坚甲锐兵,但在越族顽强的抵抗下伤亡极重,所设的桂林等三郡也是空有其名。于是秦朝只好对百越采用“怀柔政策”,直到汉朝前期还是“北拒胡而南怀越”。最终,汉人的足迹终于到了南海之滨。华夏文明特征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新唐书 舆服志》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亲被王教”是指的《尚书》的王道以及《春秋》的尊王攘夷;“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 《庄子·天运》载:“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诗书礼乐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诗书礼乐易春秋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流传下来,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可以说,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虽然曾经车驾奔驰,战乱频仍,曾经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经神州荡覆,宗庙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从而缔造文化统一、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不论如何损益,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袭损益,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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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0-23
全面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