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的星光灿烂,在这些闪耀着迷人光辉的名单中,曹植绝对是站在前排的。比钟嵘在《诗品》中就把曹植列为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这样的排名虽是一家之言,也足见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距离三国时期不远的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沫若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沫若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著、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沫若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 (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其次有学者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 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
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距离三国时期不远的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沫若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沫若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著、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沫若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 (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其次有学者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 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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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5-05
曹植历史评价
魏晋南北朝
陈寿: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
刘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钟嵘: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颜延之:至于五言流靡,则刘祯、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
沈约: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魏收: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
隋唐
王通: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
房玄龄:逮乎当涂基命,文宗蔚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骆宾王:①河朔词人,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先觉。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士衡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②文昌隐隐皇城里, 由来奕奕多才子。潘陆词锋骆驿飞,张曹翰苑纵横起。
李白:曹植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天下豪俊,翕然趋风,白之不敏,窃慕高论。
杜甫:①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②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③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
崔佑甫:曹、刘之气奋以举,潘、陆之词缛而丽。过此以往,未之或知。
两宋
欧阳修: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
张戒: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
叶适:自魏至隋唐,曹植、陆机为文士之冠。植波澜阔而工不逮机。植犹有汉余体,机则格卑气弱,虽杼轴自成,遂与古人隔绝,至使笔墨道度数百年,可叹也!
刘克庄:曹植以盖代之才,它人犹爱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尔。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虽丁仪等坐诛,辞不连植。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让。真笃论也。
明清
李梦阳: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
钟敬伯: ”子建七步成章,聪明贾祸,非生才之意,乃小才之过,不可以以此致憾造物。“[26]
胡应麟:三曹,魏武太质,子桓乐府诗十余篇佳,余皆非陈思比。
王世贞:①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古今,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②子建谒帝承明庐、明月照高楼,非邺中诸子可及,仲宣、公干远在下风。
王世懋: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也。”余谓此言惟毛嫱、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谢朓、李白、王维可以当之。
徐世溥:子建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以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
王夫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
冯班:千古诗人,唯子美可配陈思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李光地: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达辈不足道也。江东人物,惟周公瑾,次鲁子敬,余不足道也。
陈祚明: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33-34]
丁晏:①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②其所见甚大,不仅以诗人目之。即以诗论,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为建安七子之冠。后人不易学,抑亦不能学也。
成书倬: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近代
王闿运: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
黄节:陈王该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
顾实:曹植乃魏文学之巨擘,上接汉代,下通晋、宋、齐、梁、陈、隋而独步之高才也。唐代李白、杜甫诸贤,莫不师其风骨。
曹植
(汉魏之际文学家)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2]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文艺著作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魏晋南北朝
陈寿: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
刘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钟嵘: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颜延之:至于五言流靡,则刘祯、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
沈约: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魏收: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
隋唐
王通: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
房玄龄:逮乎当涂基命,文宗蔚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骆宾王:①河朔词人,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先觉。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士衡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②文昌隐隐皇城里, 由来奕奕多才子。潘陆词锋骆驿飞,张曹翰苑纵横起。
李白:曹植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天下豪俊,翕然趋风,白之不敏,窃慕高论。
杜甫:①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②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③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
崔佑甫:曹、刘之气奋以举,潘、陆之词缛而丽。过此以往,未之或知。
两宋
欧阳修: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
张戒: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
叶适:自魏至隋唐,曹植、陆机为文士之冠。植波澜阔而工不逮机。植犹有汉余体,机则格卑气弱,虽杼轴自成,遂与古人隔绝,至使笔墨道度数百年,可叹也!
刘克庄:曹植以盖代之才,它人犹爱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尔。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虽丁仪等坐诛,辞不连植。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让。真笃论也。
明清
李梦阳: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
钟敬伯: ”子建七步成章,聪明贾祸,非生才之意,乃小才之过,不可以以此致憾造物。“[26]
胡应麟:三曹,魏武太质,子桓乐府诗十余篇佳,余皆非陈思比。
王世贞:①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古今,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②子建谒帝承明庐、明月照高楼,非邺中诸子可及,仲宣、公干远在下风。
王世懋: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也。”余谓此言惟毛嫱、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谢朓、李白、王维可以当之。
徐世溥:子建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以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
王夫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
冯班:千古诗人,唯子美可配陈思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李光地: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达辈不足道也。江东人物,惟周公瑾,次鲁子敬,余不足道也。
陈祚明: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33-34]
丁晏:①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②其所见甚大,不仅以诗人目之。即以诗论,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为建安七子之冠。后人不易学,抑亦不能学也。
成书倬: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近代
王闿运: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
黄节:陈王该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
顾实:曹植乃魏文学之巨擘,上接汉代,下通晋、宋、齐、梁、陈、隋而独步之高才也。唐代李白、杜甫诸贤,莫不师其风骨。
曹植
(汉魏之际文学家)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2]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文艺著作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6-05-05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第3个回答 2016-05-05
就记得他的《七步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