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女人社会地位很低？

第一种情况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起义运动中，有不少女性充当了领袖。她们在农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如西汉末年的赤眉大起义，组织者和发动者是吕母，大家信赖她。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3年)在陆州(今浙江建德)领导农民大起义的陈硕真，也是位女性。她不仅是起义领袖，还当了文佳皇帝，比武则天称帝要早三十多年。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不是武则天，而是陈硕真。

还有公元1420年，即明成祖永乐年间在今山东益都一带领导农民起义的唐赛儿，乾隆年间湖北农民起义军领导人王聪儿，贵州南笼府(今龙安) 领导各族人民燃起起义火把的王囊仙，还有清末义和团运动的著名女领袖——林黑儿等等。林黑儿组织的义和团女军红灯照，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在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一带，杀得外国侵略军闻风丧胆。林黑儿从此名扬四海。这些农民起义的女领抽，名字中之所以都有一个儿”，大概同她们认为自己应当同男儿一样有关。事实上，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赛过了男子汉，从而博得了人们的尊敬。

第二种情况是在男子的劳役、兵役的负担过重时，女子成了主要的劳动力。在男权制社会中，重男轻女渗透到各个方面，统治阶级在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时，尤其是在征收赋税以及在服徭役等方面，也把重担压在男子身上。在许多朝代中，男丁、女丁都要负担，而男丁要比女丁负担重。秦始皇时期，调了大批劳动力修筑长城和阿房宫，许多青壮年男子被折磨死，白骨成堆。当时人们看到这种悲惨可怖的景象，就编了首民歌说：“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大批男子在服徭役中死去，以至吓得人们不敢再生儿子了。这不会是文学夸张，在当时可能是事实。

据汉书记载，刘邦平定天下以后，鉴于老百姓不敢生儿子，就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谁家生了儿子，就免去劳役两年，以解老百姓心中的“余悸”。可是到了汉武帝时，由于连年战争，不但被征发去当兵、服徭役的男丁极多，赋税也非常重，规定生儿子到了三岁，就要“出口分钱”，即担负税。穷苦的老百姓为了逃避沉重的负担，“生子辄杀”。直到汉元帝时，才改为“产子七岁乃出口分钱”。过重的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任何事情都会物极必反的。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本来是利用重男轻女来巩固自已的统治的，结果走向反面，却压榨出一个“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局面来。

第三种情况是裙带关系风行时，妇女的地位也会升高。上面提到的“不重生男重生女”，是出自白居易的诗。白居易怎么会发出这般感慨呢？他的这句著名诗句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唐玄宗爱屋及乌，他宠爱杨贵妃，便把杨贵妃的三个姐妹分别封为韩国夫人、就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他一干家人亲戚全都封赏高官厚禄。杨贵妃的堂哥杨钊赐名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封魏国公。由于一个女子受宠，一家老少也都因而“恩宠声焰无比”。白居易的“不重生男重生女”，也是对唐以前类似历史事实的概括。就好像汉武帝看中了他姐姐平阳公主家里的歌伎卫子夫，于是卫子夫当上了皇后，举家荣华。

第四种情况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杰出的女性。比方说，东晋谢安一家，是个有名的大家族，谢家子弟也都以“芝兰玉树”自居。从史书记载看，他们这一家也确实聪明能干。比如著名的泥水之战中，谢安是决策者，他弟弟谢石、儿子谢琰、侄子谢玄分别为前线总指挥和破敌先锋。可是，在谢安的子侄当中，最有文才的莫过于他的侄女谢道韫了。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立下赫赫战功，更是名传千古的巾英雄。荀灌娘在十三岁的小小年纪，冲出重围搬来数兵，解除了父亲被困襄阳孤城之围。她们都比男子聪明能干受男子崇敬。还有南北宋之间的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在艺术上的成就，令许多舞文弄墨的男子望尘莫及。

以上四种情况是封建社会中的异常现象，是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的暂时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妇女的力量，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向人们宣告，男女应当平等。在封建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追是隶属于阶级压迫的。上面提到的四类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如因妇女的徭役较轻而重女轻男，这本身就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如因姿色美丽而受统治者宠爱，这种重女轻男也扭曲地反映出妇女是玩物，是商品，反映出妇女地位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