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一章 绪论
本章教学重点：中国新诗流派的宏观走向及其三大影响源
中国新文学是由新诗的兴起拉开帷幕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迅速形成流派，迁延、流变至今已走过80余年的艰难历程。其间，各种流派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呈现出一派“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热闹景象。但正是这种多元并存、自由竞争的新诗潮流，推动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新诗流派的宏观走向。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当新诗以其凌厉之势冲破旧诗的樊篱，迅速占领中国诗坛的时候，世界文学中汹涌着三股诗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其中现代主义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古老贫瘠的中国则更需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所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首先接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因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获得长足发展，最终成为中国新诗的主潮。浪漫主义诗歌在五四前后和50年代中后期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掀起过两次高潮。现代主义诗潮虽在20年代即已形成流派，但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文化背景，现代主义没有获得很好的生存条件，所以总是步履维艰，时隐时现，只在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的上海、北京、武汉等大都市里形成较大声势。解放后，现代主义被大陆统治者认定为资产阶级艺术，一概予以扫除，沉寂了30年。而此时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正方兴未艾，正好弥补了大陆诗坛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传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与繁荣，为现代主义的再度兴盛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以“朦胧诗”与“新生代”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潮，迅速崛起，曾一度取得了与现实主义诗潮分庭抗礼的殊荣。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国诗坛几乎成了后现代的天下，出现了山头林立，军伐混战的局面，但表面的热闹、繁荣掩盖不住内在的贫弱与空虚，给中国新诗（当时叫现代汉诗）带来了生机，也几乎葬送了它的未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新诗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二节 中国新诗流派的三大影响源。
第一 外国诗潮的横向移植。
众所周知，任何流派都是在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中国新诗流派也例外，它也是在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双向对流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恰当位置的。中国新诗流派所隶属的三个诗潮——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世界诗歌的三个诗潮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但两却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当世界诗歌（尤其是欧美诗歌）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归趋时，中国新诗却由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合流，显示出某种逆向性。但这种逆向性不仅不会贬损中国新诗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而恰恰体现了中国新诗流派独特价值与风貌。
中国新诗流派与外国诗歌流派、外国有特色的诗人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外国诗歌的影响源对于中国新诗流派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影响源不同，生成了不同流派。文研会诗人群从“文学为人生”的目的出发，主要接受俄国、东欧被压迫民族诗歌以及“摩罗”诗人的反抗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从而视写实主义为“真的文学”，遂形成早期写实派。郭沫若偏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他说：“我爱雪莱，……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好象我自己的诗。”（《雪莱的诗·小引》）创作社其他诗人与郭沫若一样，也都以拜伦、雪莱、歌德、惠特曼等欧美浪漫主义诗人为影响源，遂有早期浪漫派的诞生。李金发、戴望舒等人取法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并经历了由波特莱尔、魏尔仑、马拉美和兰波为代表的前期象征主义，转向以耶麦、果尔蒙、瓦雷里、叶芝等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于是有中国象征派和现代派的形成。新月诗派的影响源主要是英国湖畔诗派的华兹华斯、济慈、柯勒律治等。“普罗诗派”和中国诗歌会主要受到俄国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拉普”派的影响。新时期的朦胧诗派和新生代诗人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新诗流派都可以找到其外来诗歌的影响源。
当然，影响源仅仅是流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非全部因素。而且同一个影响源，也会因接受视角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诗派。创造社与新月社的诗人都以欧美浪漫主义为师，但前者着重吸取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而后者则主要师承浪漫主义对爱情与自然的礼赞，还有那种宁静、神秘的情调与色彩，于是便有早期浪漫诗派与新月诗派的形成。再者，就某个具体流派而言，其在选择与接受外来影响时，都显示出广泛性、多向性和丰富性的特点。没有一个诗派，也没有一个诗人，只受某一流派或某一诗的影响，而都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去整合各种外来影响，形成自己的特色。如白话诗派的盟主胡适，既爱写实派的影响，又受意象派的影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因为原影响源的消失和新影响源的发现，会引起诗派的分化、解体和转向。以浪漫派为例，“五卅”后，郭沫若吸收外国革命诗歌的营养，声称“浪漫主义的文学界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认为革命文学须是现实主义的，于是创作了两部无产阶级革命诗集《前茅》与《恢复》。穆木天原为浪漫派诗人，后因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而成为象征派诗人，“左联”时期，又与蒲风一起创立了中国诗歌会，变成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诗人。
中国新诗流派接受外来影响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从“东洋”传入，二是从西洋进口，而担负这种进口的媒介便是留学生。如留日学生鲁迅、周作人，王统照等引写实主义，促使“人生派”诗人的集结。同是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引进浪漫主义，促进了创造社的成立。胡风引进浪漫主义对主观性的注重，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影响了一些年轻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七月”诗派。英美留学生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朱湘、林徽因等引进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以供营建新月派之用。法德留学生李金发、戴望舒等引进了象征主义，形成中国的象征派与现代派。艾青则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枝芦笛，使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诗走向成熟。虽然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等留苏学生，带回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形成政治抒情诗潮流，并一直延续到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高潮，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建国前的苏联文学极少由苏联直接传入，更多的是转道日本然后才传到我国的。
第二 中国古典诗歌的潜在制约
西洋诗歌对中国新诗流派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象一条在地面上汹涌奔流的大河，而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流派的影响则是潜在的、自然而然的，象地下河流默默地流淌着，只在条件适宜的时候才偶尔窜出地面。对于古典诗歌，新诗流派的同人们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现在仍在探索的道路。初期白话诗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新月派提出了继承传统、创造新格律诗的主张，但几乎同时形成的象征诗派一味西化，从根本上摈弃传统诗歌的影响，而30年代的现代派和40年代的“七月”诗人，则从艺术精神与诗歌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对古典诗艺的承传与化用，50～60年代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整个17年诗歌只认同古典传统和民间传统，新诗的古典韵味越来越重（如郭小川的“新辞赋体”）。新时期之初的新诗，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现代主义诗歌（如朦胧诗）都在艺术精神上吸收了古典诗歌的影响。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新开始全盘西化，离传统越来越远，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唾弃甚至是愤怒的谴责，新几乎陷入绝境。看来，新诗流派的发展离不开古典诗歌的滋养。因为，中国新诗流派离不开本民族的肥沃土壤，它与古典诗歌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一民族的诗人与读者都有大致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并作为一种艺术基因代代相传，对人们起着一种潜移默化软控制作用。中国古典诗歌渊源流长，辉煌灿烂，其艺术审美价值决不比西洋诗逊色，因此，中国新诗必须很好地开发和利用这一宝贵的艺术资源，使中国新诗在21世纪迎来中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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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中国新诗流派的宏观走向及其三大影响源
中国新文学是由新诗的兴起拉开帷幕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迅速形成流派，迁延、流变至今已走过80余年的艰难历程。其间，各种流派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呈现出一派“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热闹景象。但正是这种多元并存、自由竞争的新诗潮流，推动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新诗流派的宏观走向。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当新诗以其凌厉之势冲破旧诗的樊篱，迅速占领中国诗坛的时候，世界文学中汹涌着三股诗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其中现代主义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古老贫瘠的中国则更需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所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首先接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因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获得长足发展，最终成为中国新诗的主潮。浪漫主义诗歌在五四前后和50年代中后期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掀起过两次高潮。现代主义诗潮虽在20年代即已形成流派，但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文化背景，现代主义没有获得很好的生存条件，所以总是步履维艰，时隐时现，只在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的上海、北京、武汉等大都市里形成较大声势。解放后，现代主义被大陆统治者认定为资产阶级艺术，一概予以扫除，沉寂了30年。而此时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正方兴未艾，正好弥补了大陆诗坛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传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与繁荣，为现代主义的再度兴盛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以“朦胧诗”与“新生代”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潮，迅速崛起，曾一度取得了与现实主义诗潮分庭抗礼的殊荣。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国诗坛几乎成了后现代的天下，出现了山头林立，军伐混战的局面，但表面的热闹、繁荣掩盖不住内在的贫弱与空虚，给中国新诗（当时叫现代汉诗）带来了生机，也几乎葬送了它的未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新诗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二节 中国新诗流派的三大影响源。
第一 外国诗潮的横向移植。
众所周知，任何流派都是在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中国新诗流派也例外，它也是在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双向对流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恰当位置的。中国新诗流派所隶属的三个诗潮——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世界诗歌的三个诗潮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但两却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当世界诗歌（尤其是欧美诗歌）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归趋时，中国新诗却由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合流，显示出某种逆向性。但这种逆向性不仅不会贬损中国新诗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而恰恰体现了中国新诗流派独特价值与风貌。
中国新诗流派与外国诗歌流派、外国有特色的诗人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外国诗歌的影响源对于中国新诗流派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影响源不同，生成了不同流派。文研会诗人群从“文学为人生”的目的出发，主要接受俄国、东欧被压迫民族诗歌以及“摩罗”诗人的反抗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从而视写实主义为“真的文学”，遂形成早期写实派。郭沫若偏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他说：“我爱雪莱，……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好象我自己的诗。”（《雪莱的诗·小引》）创作社其他诗人与郭沫若一样，也都以拜伦、雪莱、歌德、惠特曼等欧美浪漫主义诗人为影响源，遂有早期浪漫派的诞生。李金发、戴望舒等人取法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并经历了由波特莱尔、魏尔仑、马拉美和兰波为代表的前期象征主义，转向以耶麦、果尔蒙、瓦雷里、叶芝等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于是有中国象征派和现代派的形成。新月诗派的影响源主要是英国湖畔诗派的华兹华斯、济慈、柯勒律治等。“普罗诗派”和中国诗歌会主要受到俄国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拉普”派的影响。新时期的朦胧诗派和新生代诗人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新诗流派都可以找到其外来诗歌的影响源。
当然，影响源仅仅是流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非全部因素。而且同一个影响源，也会因接受视角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诗派。创造社与新月社的诗人都以欧美浪漫主义为师，但前者着重吸取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而后者则主要师承浪漫主义对爱情与自然的礼赞，还有那种宁静、神秘的情调与色彩，于是便有早期浪漫诗派与新月诗派的形成。再者，就某个具体流派而言，其在选择与接受外来影响时，都显示出广泛性、多向性和丰富性的特点。没有一个诗派，也没有一个诗人，只受某一流派或某一诗的影响，而都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去整合各种外来影响，形成自己的特色。如白话诗派的盟主胡适，既爱写实派的影响，又受意象派的影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因为原影响源的消失和新影响源的发现，会引起诗派的分化、解体和转向。以浪漫派为例，“五卅”后，郭沫若吸收外国革命诗歌的营养，声称“浪漫主义的文学界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认为革命文学须是现实主义的，于是创作了两部无产阶级革命诗集《前茅》与《恢复》。穆木天原为浪漫派诗人，后因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而成为象征派诗人，“左联”时期，又与蒲风一起创立了中国诗歌会，变成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诗人。
中国新诗流派接受外来影响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从“东洋”传入，二是从西洋进口，而担负这种进口的媒介便是留学生。如留日学生鲁迅、周作人，王统照等引写实主义，促使“人生派”诗人的集结。同是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引进浪漫主义，促进了创造社的成立。胡风引进浪漫主义对主观性的注重，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影响了一些年轻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七月”诗派。英美留学生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朱湘、林徽因等引进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以供营建新月派之用。法德留学生李金发、戴望舒等引进了象征主义，形成中国的象征派与现代派。艾青则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枝芦笛，使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诗走向成熟。虽然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等留苏学生，带回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形成政治抒情诗潮流，并一直延续到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高潮，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建国前的苏联文学极少由苏联直接传入，更多的是转道日本然后才传到我国的。
第二 中国古典诗歌的潜在制约
西洋诗歌对中国新诗流派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象一条在地面上汹涌奔流的大河，而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流派的影响则是潜在的、自然而然的，象地下河流默默地流淌着，只在条件适宜的时候才偶尔窜出地面。对于古典诗歌，新诗流派的同人们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现在仍在探索的道路。初期白话诗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新月派提出了继承传统、创造新格律诗的主张，但几乎同时形成的象征诗派一味西化，从根本上摈弃传统诗歌的影响，而30年代的现代派和40年代的“七月”诗人，则从艺术精神与诗歌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对古典诗艺的承传与化用，50～60年代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整个17年诗歌只认同古典传统和民间传统，新诗的古典韵味越来越重（如郭小川的“新辞赋体”）。新时期之初的新诗，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现代主义诗歌（如朦胧诗）都在艺术精神上吸收了古典诗歌的影响。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新开始全盘西化，离传统越来越远，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唾弃甚至是愤怒的谴责，新几乎陷入绝境。看来，新诗流派的发展离不开古典诗歌的滋养。因为，中国新诗流派离不开本民族的肥沃土壤，它与古典诗歌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一民族的诗人与读者都有大致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并作为一种艺术基因代代相传，对人们起着一种潜移默化软控制作用。中国古典诗歌渊源流长，辉煌灿烂，其艺术审美价值决不比西洋诗逊色，因此，中国新诗必须很好地开发和利用这一宝贵的艺术资源，使中国新诗在21世纪迎来中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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