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举一个历史上皇帝平庸无为或者昏庸国家却兴旺的例子？

齐文宣帝高洋 (529～559) 北齐第一个皇帝。在位十年。字子进。渤海□县（今河北景县东）人。高欢次子。东魏武定七年 (549)，大将军高洋兄澄谋取代东魏，未及实现而死。高洋继掌朝政。次年，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同年五月，禅代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高洋统治时期，北齐与北周关系比较平稳，因而得以集中兵力、财力向北方和南方扩张。天保三年 (552)以后连年出塞，伐库莫奚,俘获甚众。四年大败契丹,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又支持柔然攻突厥。五年击败山胡。五至六年连续大败柔然，筑长城自幽州至恒州九百余里。大量人口、牲畜的虏获有助于北齐国力的增强。南朝梁正当侯景之乱后,国势骤衰。三年,北齐兵锋南抵长江。六年，送降将、梁宗室萧渊明入建康即帝位，渊明后为陈霸先所废。齐军渡长江,占领石头城,为陈霸先击退。七年，齐军又南下，一度至建康附近。北齐疆土扩展至淮南，终与陈朝以江为界。高洋初即帝位时,比较谨慎,以法驭下，虽勋贵外戚也不宽容,政治清明,人得尽力。军国大政多独自决断，每临战阵身当矢石，所向有功。几年以后，开始以功业自傲，荒淫酗酒，肆为暴虐。以鲜卑族自居，太子殷好学，便嫌他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想要废掉。汉族士大夫杜弼以为治国当用汉人，称鲜卑为“车马客”，高洋认为讥讽自己，不久，便杀之。北齐一代出现对魏孝文帝以来汉化政策的反动，鲜卑化占优势，与高洋很有关系。但他虽昏虐而尚能任用汉人士族,如杨□为宰辅,“维持匡救，实有赖焉”。所以时有“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说法，北齐政权得以苟延下去。

解密万历:20年不理朝政如何成就太平盛世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 ，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 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 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 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晚年的神 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军队在 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 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 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 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 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 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 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 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 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 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 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 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 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 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 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 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 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 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 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 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 有10个长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 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 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 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 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 “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 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 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 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 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 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 ；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 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 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 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 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 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 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 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 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 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 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 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 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 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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