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在中国各地搞过革命,但都没成功,但在武汉却成功了...
其原因何在?这又意味着什么?
各位拜托了...
Thanks...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革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弁兵夫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①。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阳。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和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澄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澄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年9月上旬,瑞澄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②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③,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澄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的骨干联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阴历中秋节)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阳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澄召集首县①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阳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澄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①等研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②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澄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澄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澄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①愚蠢的瑞澄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一万余支,单筒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枪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澄、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辎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场、紫阳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阳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12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阳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阳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澄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往“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①。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弁兵夫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①。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阳。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和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澄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澄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年9月上旬,瑞澄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②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③,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澄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的骨干联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阴历中秋节)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阳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澄召集首县①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阳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澄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①等研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②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澄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澄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澄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①愚蠢的瑞澄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一万余支,单筒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枪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澄、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辎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场、紫阳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阳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12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阳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阳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澄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往“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①。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3
辛亥革命首先会发生在武汉的原因很多。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但辛亥革命却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成燎原之势.究其原因,从全局而言,武昌起义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具体到湖北和武昌,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这是革命党人对其革命实践反思的结果.从1907年到1911年,孙中山多次领导在华南发动起义,但均遭失败,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尤其是黄花岗起义失败,“牺牲了一大批革命党的精英,一度使少数革命领导人心灰意诅”(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其后,革命党人对华南战略作了认真总结、反思,思考新的起义地点.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动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湖北的各种优势条件,使革命党人最终选定了武昌.
二、这是由湖北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根据《天津条约》,1862年汉口开埠通商,逐渐成为内地出口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在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后,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企业,如:湖北枪炮厂,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兵工厂,在国内军工企业中设备最好;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规模在亚洲首屈一指.经济的这些变化,一方面能为革命军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一方面也引起了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变化.
三、是由当时湖北的社会政治条件决定的.为适应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张之洞仅在武昌,从1890年到1907年就先后办了28所新式学堂,派遣三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湖北的教育改革处于全国前列.这些新式人才,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倾向革命.他们成立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等;创办革命报刊,如《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国民报》、《大江报》等,揭露社会黑暗面,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吹革命,为发动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四、武昌的地理优势为革命党人所青睐.武昌城无关隘、要塞作屏障,易于攻取,太平军曾三克武昌可为例证.另外,武昌位居长江中游,水陆交通发达,有“九省通衢”之称,一旦革命成功,可利用其地理的中枢地位,发挥强大的辐射作用,影响全国.武昌起义前,黄兴曾说:“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顷刻土崩瓦解,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五、当时武汉的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武汉处于内地,开埠较晚,相比于沿海城市上海、广州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中做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使本来用于维护清朝统治的新军演化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湖北新军参加革命团体的人员占其总数的1/3,革命力量比较集中,比较强大,这一有利形势是当时其它地方所不具备的.另外,武汉是当时国内第二大城市,也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中心,革命派与反革命的矛盾十分尖锐.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同外部的四川保路运动结合在一起,加速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但辛亥革命却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成燎原之势.究其原因,从全局而言,武昌起义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具体到湖北和武昌,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这是革命党人对其革命实践反思的结果.从1907年到1911年,孙中山多次领导在华南发动起义,但均遭失败,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尤其是黄花岗起义失败,“牺牲了一大批革命党的精英,一度使少数革命领导人心灰意诅”(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其后,革命党人对华南战略作了认真总结、反思,思考新的起义地点.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动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湖北的各种优势条件,使革命党人最终选定了武昌.
二、这是由湖北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根据《天津条约》,1862年汉口开埠通商,逐渐成为内地出口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在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后,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企业,如:湖北枪炮厂,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兵工厂,在国内军工企业中设备最好;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规模在亚洲首屈一指.经济的这些变化,一方面能为革命军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一方面也引起了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变化.
三、是由当时湖北的社会政治条件决定的.为适应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张之洞仅在武昌,从1890年到1907年就先后办了28所新式学堂,派遣三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湖北的教育改革处于全国前列.这些新式人才,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倾向革命.他们成立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等;创办革命报刊,如《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国民报》、《大江报》等,揭露社会黑暗面,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吹革命,为发动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四、武昌的地理优势为革命党人所青睐.武昌城无关隘、要塞作屏障,易于攻取,太平军曾三克武昌可为例证.另外,武昌位居长江中游,水陆交通发达,有“九省通衢”之称,一旦革命成功,可利用其地理的中枢地位,发挥强大的辐射作用,影响全国.武昌起义前,黄兴曾说:“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顷刻土崩瓦解,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五、当时武汉的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武汉处于内地,开埠较晚,相比于沿海城市上海、广州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中做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使本来用于维护清朝统治的新军演化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湖北新军参加革命团体的人员占其总数的1/3,革命力量比较集中,比较强大,这一有利形势是当时其它地方所不具备的.另外,武汉是当时国内第二大城市,也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中心,革命派与反革命的矛盾十分尖锐.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同外部的四川保路运动结合在一起,加速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第2个回答 2007-02-19
武昌何以能成首义之地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救亡图存出发的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破除了人们头脑中“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确立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将历来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翻,把它彻底废除。《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公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蚁民”一下子成为国家主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而辛亥革命取得这样伟大意义的胜利,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武昌起义又称为“首义”,它之所以称为首义,是由于这次起义的枪声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武昌起义虽然爆发在武昌,但它却是属于全国的。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认识武昌首义的伟大意义。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革命的舆论宣传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湖北的革命宣传有着不同于他省的显著特点,一是它拥有一支立足于本地、力量雄厚的革命的宣传队伍。据研究,在湖北先后投身于革命宣传事业的不下百人。当他们的报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后,又重组报刊或变名出版,至于为筹集经费而毁家纾难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二是湖北的革命报刊,从一开始创办,就立足于新军和小知识分子的发动,以“下等社会”为主要的宣传对象,并在军营中设立了报纸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同时还建立了严密的宣传体制。他们不仅建立了有效的宣传网络,直接将报刊发行到新军营队的分销系统,而且通过“营代表”的建制,单线秘密传送消息,这就使信息传递迅速,很少被破获。三是他们敢于大张旗鼓地揭露封建社会和官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甚至敢公开呼号革命。总之,湖北的革命舆论宣传为武昌首义做了重要的准备。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由于众多的革命党人投入新军做士兵,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从事秘密活动有较长的经历。早在1903年,在孙中山的感召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吴禄贞从日本回国后,即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开展革命活动。继而有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的最初发动者是张难先和胡瑛。他们都是在当时大批知识分子投军的情况下,直接到军队下层去做革命工作的。紧接着刘静庵又主持日知会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后,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众是任何省区所不曾有的。后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分别归入文学社和共进会。到1911年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多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
来源:光明日报 2001年10月09日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救亡图存出发的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破除了人们头脑中“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确立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将历来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翻,把它彻底废除。《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公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蚁民”一下子成为国家主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而辛亥革命取得这样伟大意义的胜利,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武昌起义又称为“首义”,它之所以称为首义,是由于这次起义的枪声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武昌起义虽然爆发在武昌,但它却是属于全国的。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认识武昌首义的伟大意义。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革命的舆论宣传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湖北的革命宣传有着不同于他省的显著特点,一是它拥有一支立足于本地、力量雄厚的革命的宣传队伍。据研究,在湖北先后投身于革命宣传事业的不下百人。当他们的报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后,又重组报刊或变名出版,至于为筹集经费而毁家纾难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二是湖北的革命报刊,从一开始创办,就立足于新军和小知识分子的发动,以“下等社会”为主要的宣传对象,并在军营中设立了报纸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同时还建立了严密的宣传体制。他们不仅建立了有效的宣传网络,直接将报刊发行到新军营队的分销系统,而且通过“营代表”的建制,单线秘密传送消息,这就使信息传递迅速,很少被破获。三是他们敢于大张旗鼓地揭露封建社会和官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甚至敢公开呼号革命。总之,湖北的革命舆论宣传为武昌首义做了重要的准备。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由于众多的革命党人投入新军做士兵,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从事秘密活动有较长的经历。早在1903年,在孙中山的感召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吴禄贞从日本回国后,即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开展革命活动。继而有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的最初发动者是张难先和胡瑛。他们都是在当时大批知识分子投军的情况下,直接到军队下层去做革命工作的。紧接着刘静庵又主持日知会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后,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众是任何省区所不曾有的。后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分别归入文学社和共进会。到1911年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多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
来源:光明日报 2001年10月09日
参考资料:
第3个回答 2007-02-20
两个重要的因素:1.当时在武昌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数占据了绝大部分,而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2.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平息运动,特意从湖北的军队中调集了大批不对前去镇压,使得武昌城内以及周边的军事力量减少。利于革命的爆发!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4个回答 2007-03-02
此乃天时,地利,人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