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说有个类似于测试的游戏，往足球场里扔一根针，找来三个人，要求他们找出这根针。当然，都知道足球场找针这活不好干，组织者也在场边准备了许多美食和饮品，以供找针者中间休息时享用，并补充体力。
这三个人分别是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和一位德国人。
英国人首先上场。听说要找针，立马开干！矜矜业业、孜孜不倦地找啊找，找啊找。诺大一个足球场，愣是从这边找到那头，从那头转到这里。当然了，说了要找针，虽然明知道场边有那么多吃的喝的，但是没有找着，也不敢停下来去享受一番。最后的结果不言自明，盲目地在足球场找一根针，虽然比不上“大海捞针”，但是难度也着实不小。英国人无奈地投降，转身退出。
接着，法国人上场了。天性浪漫的法国人听说是要找针，于是不慌不忙地转悠了两圈，就跑到场地边，坐下来，帽子一扔，撸起袖子就开始大喝大吃起来。在胡吃海喝之际，还不忘讥讽一番游戏组织者：足球场上找一枚针，这不可能。傻子才会干的事情吧……
最后，德国人出场了。德国人一听说要找针，他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向组织者提问：“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组织者一听，回答说：“可以啊，我们又没有规定说不能提问题。”于是，德国人向组织者说：“我需要一个工具。”这个要求也非常符合德国人的性格：严谨周密，按事实说话。于是组织者答应了德国人的要求。德国人就得到了一个手杖，然后就利用这个手杖，将足球场分成了数个一米左右见方的格子，然后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寻找。与其一个足球场盲目地找，不如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寻找。一米见方的格子里找一根针，这个难度就降低了不少，找到的可能性也就非常高了。当然，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排除，不管找多久，总是能够找到的！
柳教授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学术上谓之“排除法”的方法。当然，这个也符合柳教授讲故事的出发点之一，但是却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
如果故事到此就结束，我会感到特别惊讶，并且可能会因此产生“自我怀疑”的忧郁情绪。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听到德国人提要求时候，按照我的想法，德国人是不是会问组织者：你们是站在那里扔的这根针？怎么扔的呢？然后顺便向组织者要个工具，比如一根铁杆，加上两个大磁铁。
可是德国人的要求却让我大跌眼镜。
“切——！”
果然，柳教授的故事接着有了下文。
柳教授听过他的德国导师说了这个故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回到了国内，并对这个故事也作了一番思考。他也提到说，解决行李箱密码锁忘记了的问题，可以是一个一个地试，从000到999，总是可以试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可以很自大地怀疑：当时柳教授听到导师说了德国人的做法，是不是内心也和我一样，充满了疑惑和不解呢？所以才作了许多怀疑、思考的动作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柳教授又去了德国。这回他请他的导师吃饭，顺便告诉他的导师：老师啊，第四个进去的是中国人。德国导师由最初的不解到好奇心满满：“那你说说中国人会怎么找？”
中国人进来了以后，也和德国人一样，不会马上找针，而是也会提问题。对，首先就是提问题。“谁扔的针？是个大个子还是小个子？”“他站在足球场哪一点扔的针？他朝哪个方向扔的针？他用哪个动作扔的针？”……这些问题问完了，有可能中国人甚至不需要工具了。
德国导师听到了以后，半天没说话，就像柳教授当时听到导师说完后半天没说话一样。
故事到这里才算是讲完了。
我听完了，也半天不说话。
其实心中窃喜，到底是中国人，我和柳教授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竟然真的是一样的？好自豪啊！
这三个人分别是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和一位德国人。
英国人首先上场。听说要找针，立马开干！矜矜业业、孜孜不倦地找啊找，找啊找。诺大一个足球场，愣是从这边找到那头，从那头转到这里。当然了，说了要找针，虽然明知道场边有那么多吃的喝的，但是没有找着，也不敢停下来去享受一番。最后的结果不言自明，盲目地在足球场找一根针，虽然比不上“大海捞针”，但是难度也着实不小。英国人无奈地投降，转身退出。
接着，法国人上场了。天性浪漫的法国人听说是要找针，于是不慌不忙地转悠了两圈，就跑到场地边，坐下来，帽子一扔，撸起袖子就开始大喝大吃起来。在胡吃海喝之际，还不忘讥讽一番游戏组织者：足球场上找一枚针，这不可能。傻子才会干的事情吧……
最后，德国人出场了。德国人一听说要找针，他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向组织者提问：“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组织者一听，回答说：“可以啊，我们又没有规定说不能提问题。”于是，德国人向组织者说：“我需要一个工具。”这个要求也非常符合德国人的性格：严谨周密，按事实说话。于是组织者答应了德国人的要求。德国人就得到了一个手杖，然后就利用这个手杖，将足球场分成了数个一米左右见方的格子，然后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寻找。与其一个足球场盲目地找，不如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寻找。一米见方的格子里找一根针，这个难度就降低了不少，找到的可能性也就非常高了。当然，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排除，不管找多久，总是能够找到的！
柳教授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学术上谓之“排除法”的方法。当然，这个也符合柳教授讲故事的出发点之一，但是却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
如果故事到此就结束，我会感到特别惊讶，并且可能会因此产生“自我怀疑”的忧郁情绪。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听到德国人提要求时候，按照我的想法，德国人是不是会问组织者：你们是站在那里扔的这根针？怎么扔的呢？然后顺便向组织者要个工具，比如一根铁杆，加上两个大磁铁。
可是德国人的要求却让我大跌眼镜。
“切——！”
果然，柳教授的故事接着有了下文。
柳教授听过他的德国导师说了这个故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回到了国内，并对这个故事也作了一番思考。他也提到说，解决行李箱密码锁忘记了的问题，可以是一个一个地试，从000到999，总是可以试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可以很自大地怀疑：当时柳教授听到导师说了德国人的做法，是不是内心也和我一样，充满了疑惑和不解呢？所以才作了许多怀疑、思考的动作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柳教授又去了德国。这回他请他的导师吃饭，顺便告诉他的导师：老师啊，第四个进去的是中国人。德国导师由最初的不解到好奇心满满：“那你说说中国人会怎么找？”
中国人进来了以后，也和德国人一样，不会马上找针，而是也会提问题。对，首先就是提问题。“谁扔的针？是个大个子还是小个子？”“他站在足球场哪一点扔的针？他朝哪个方向扔的针？他用哪个动作扔的针？”……这些问题问完了，有可能中国人甚至不需要工具了。
德国导师听到了以后，半天没说话，就像柳教授当时听到导师说完后半天没说话一样。
故事到这里才算是讲完了。
我听完了，也半天不说话。
其实心中窃喜，到底是中国人，我和柳教授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竟然真的是一样的？好自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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