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个人主义道德原则与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代表了生产资料占有者——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作为道德原则，个人主义又有着调和社会矛盾的意义。个人主义高唱自由、平等、博爱，高度评价人的自由和对他人的尊重，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不仅在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中具有革命意义，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力图将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高唱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是最大幸福。但是，个人主义功利论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的本性，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原则都是以利己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所以在理论上无法真正解决由利己到利他的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则主要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列宁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这样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利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金钱崇拜。马克思这样描述拜金主义：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为了攫取金钱，表现在人的行为上，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唯利是图的结果，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对声、色、货、利的极端贪欲，摧毁了一切道德规范。与此相应，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鼓吹非道德主义思想，否认道德的意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价值规律作为异己的力量操纵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人们日益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更深地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另一方面精神危机日益加深，吸毒、犯罪、精神病、性放荡到处蔓延，造成了“人性的堕落”。《焦虑的时代》提出一种理论，说人类实际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焦虑：在古代是一种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在中世纪，是一种犯罪感的焦虑；而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失去意义和价值之后所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意义无法加以回答，人失去了用以指明生活意义的精神核心。这正说明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人被异己的力量所支配，成了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只有消除对应的物质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落后迷信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农民不能成为领导阶级，也决定了改造农民教育农民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作为精神文明的传导者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也同样面临着世界观改造的庄严课题，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从落后迷信的小农意识中摆脱出来才能成为符合现代科学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干部。这些年所暴露出来的官员迷信问题，更说明了严防落后迷信小农意识侵蚀的任务已经非常急迫。
从人类发展的长河看，“官”最初只是个管理者，有了等级才有“官”。据晋•皇甫溢《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通鉴外记》记载，伏羲之后，中国社会延续了15个部落联盟时代，分别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通鉴外记》有，其他2书无)、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官”正是在这一阶段，随着疆域的扩大和管理职能的拓展而逐步产生的。
黄帝为伏羲氏的七十七世孙，他在统一各部落之后强化了政权的管理职能，相传他建立了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以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在使用人才上访贤、选贤、任能，因才使用。实行以法治国，设“礼文法度”、“治法而不变”，命力墨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恶极者判处斩首等。“官文化”由此完备起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官”文化，并在封建时代达到了极致，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几乎所有文化都有“官文化”的烙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消灭了阶级，但社会等级、差别和“官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体制还在，因此“官”和“官文化”还将继续存在，直到政治体制消亡为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官文化”依托“官制”而存在，建立“官制”是为了行使权力、和实施统治，因此“官文化”遵循和维护权力至上原则。“官”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所以要维护政权，行使最高统治者赋予的权力。权力至高无上，不容侵犯，它有暴力机器做后盾。“官文化”维护的是国家、阶级的利益和为此服务的等级尊卑秩序，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有效进行统治。所以“官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官制”，也就是政治体制。
中国的“官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官制”也最为复杂。在封建制国家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只凭皇帝一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对国家统治的，必须设官分职进行统治，于是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吏只对皇帝负责。官吏们依据等级地位的高下，分别成为拥有不同权限的权贵阶层。但他们不得以贵族的身份进行治理，而必须以皇帝的仆役资格行使治理。大小官吏的任免予夺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之下设置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上下两级官僚机构，中央政府是皇帝的辅政机构，主要设置宰辅、宰相及负责各方面事务的政务机构。在地方上，建有一整套由中央层层统摄的严密的地方统治机构。同时，为保证各级官僚机构有充分的人选及各级官员对皇帝尽忠尽责，还配备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选拔及职官管理制度。
“官制”是非常系统和复杂的，不同朝代各不相同。以清朝为例：一是设内阁，大致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的领导班子。内阁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二是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行政机构，各部长官（管部的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等）称堂官，部下属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主事一下的七品小京官称为司官。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相当于中央的直属机构。此外，还设有军事系统八旗和绿营、监查机构监察院，都非常复杂。地方行政机构大致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是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的高级地方官员，布政、按察是督、抚的属官，与督、抚平行的有驻防将军和提督学政，省以下官职的设置则更为复杂。
“官文化”是以“官制”为基础的，从组织结构外，“官文化”还包括官僚、衙署、公文、官服、官阶、官印、官吏选拔、官场礼仪和为官信条等形态。官僚即官吏，表面上代表的是制度与权力，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管理阶层。衙署是官吏办公的场所，但体现了“官制”和品阶，其结构和规格都必须符合“官制”、品阶和为官的境界要求。公文是公务活动的产物，是公府所作之文，是公事所用之文。官服是古代官员在正式场合的着装，不同的朝代各不相同，文官与武官也不相同，各有不同的标志。比如清朝，文官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鸬鹚、七品鸿漱、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官阶是官员的级别，清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制中最有代表性、最完善的，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官印是为官的凭证，包括皇帝的御宝、玉玺和金宝、各级朝官官印、地方行政官印、各级机构品官官员之印、军事机构军官官印、不入流的低级机构之印、诸侯割据政权印、少数民族政权印和农民起义政权之印等等。官员品级的高低主要从官印尺寸和质料来区别。官职越高，官印越大，权力就更大。御宝尺寸是百官之最高等级，是次于皇权的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印的两倍以上，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的御宝有金玉两种。秦以后天子的印独称玺，玉质。其它印不能用玉，这是玺印制度中对质料等级限定的开始，其制度几乎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之终。官吏的选拔也是“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封建王朝，选拔官员主要是通过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官文化”的血脉和灵魂：官信仰
对“官文化”而言，最为文化的不是那种能视的文化形态，而是为官的信条，如最高统治阶层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念，要求所有臣民必须“忠君爱国”、“精忠报国”；又如向社会各阶层灌输“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贵君轻”思想，以此来引导各级官吏注重民生、为民做主、维护社会公正。一句戏词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所以在封建社会里，为民做事成为“官文化”内在主导的一种追求境界。再如强调“官德”，也就是要求各级官吏注重职业操守，“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儒家文化主张家、国、人三者一体，要求人们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者务必心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务必公正，如孔子言：“政者，正也”，认为公正是从政的根本；务必清正廉洁、敬业奉献，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务必襟怀坦荡，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雅量；务必服从大局，肩负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为官的操守和信条是 “官文化”的血脉，也是“官文化”灵魂。
“官腐败”是“官文化”的一部分，“腐败文化”是“官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在“官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官场进退演绎出的“抬轿子”理论。就是在官场，许多官吏认为做官就是“抬轿子”，抬升了上司，就轮到自己坐轿子，由别人来抬，抬到自己升官了，再提拔抬自己的人，抬自己的人也成了坐轿子的人。所以官场上下历来都是彼此拍拍打打，官官相护，共同的目标就是都能升官发财。二是尿壶理论。就是做官者要有大气度，要有大气度必须学会做尿壶，上司有气往你壶里尿一泡，同事有气往你的壶里尿一泡，下级有时也会往你的壶里尿一泡。不管是谁的尿，你都忍受着，这样可以消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导致好好主义。许多官吏之所以愿意做尿壶，动机是为了自保，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站在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儒家中庸思想在“官文化”中的具体应用。三是为官之道。这个“道”指的是道路，实质上是为官者投机钻营、平步青云的套路。如旧官场流行的为官“四”字诀：“一副笑脸，两首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服”。说的就是为官者首先要学会逢迎；其次要有歪才，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左右逢源；其三是能喝酒，官场离不开吃吃喝喝，能喝酒是结交达官显贵所必须的；其四是把自己收拾利索，有一个好的形象。正如孔子所说：“文质彬彬而后君子。”
官文化”依托的是政治体制。所谓政治体制，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不尽相同。古代主要有奴隶主共和制、君主独裁制、封建制、君主独裁制四种类型；现代主要有独裁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总统制、总理制、社会主义共和制六种类型。
政治体制是“官文化”存在的基础，是政治体制培育出了“官文化”，“官文化”反过来又服务于政治体制，二者是一体的，密不可分。如果政治体制不存在了，“官文化”也就没有了。到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了政治体制，那么也就没有了“官文化”。所以“官文化”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到了现代，“官文化”虽然夹杂有旧内容和旧形体，但本质已有了很大不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都强调了政治民主，注重改善民生，突出社会服务，追求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难免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办法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整体上讲是有成效的，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符合现实需要的“官文化”作指导，现行的“官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新官僚的产生，他们衙署意识增强，官本位思想严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文山会海，多如牛毛，误国误民；等级森严，许多官员讲排场，官气十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官大一级压死人”现象还存在；干部选拔虽不再实行科举制，但各类公选虽选拔出了优秀人才，却误导了官员，许多人放下公干，把心思用在提高应考和应变的能力以及拉关系上，不再干实事，创实绩，处处走形式，追求面子工程，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更要命的是官场出现信仰危机，在许多官员那里，他们整日追名逐利，企望升官发财，想方设法打点贿赂，开通官道，以求平步青云。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做官呢？根本原因在于“官价值”，做官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具体讲：一是有大志者，思想境界高，想通过做官，建功立业；二是为了谋取利益。官大则权重，钱权可以交易，权能生财。“升官发财”说的就是升官能够发财，升官和发财二者是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为了权和财，许多官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是出于责任或者为了某种信仰，如为人民服务。前者是传统教人追求的境界；第二是私有制下官场杂生的一种境界，是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几千年官场存在的现实；后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这个特殊群体一向追求的境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对这一境界的诠释。但这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和时代是不合适宜的，无法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只能作为一种高于现实的信条和境界去追求。
在这三者中，明显第二占据主流，这使得官僚主义难以扼制，并且侵蚀和腐化了整个政治体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决：一是塑造新的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官文化”。要淡化“官文化”的等级色彩，减少对其他文化特别是生态文化的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德”体系和“为官之道”。要强化官场价值观念的指导，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切实把官由高高在上的“父母”变成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二是为“官崇拜”降温。官崇拜来自对权力的崇拜，为什么人们会崇拜权力呢？因为权力有决定的力量，能够产生财富，能够改变命运……一旦权力失去了这些功能，那么它也就会失去光彩和神秘。如果我们能够让钱权不能交易，做官无利可图，那么做官就会如其它社会职业一样，真正成为社会平等主体的一部分，人们看待官员就不在仰视，不再狂热；三是给官机构“瘦身”。我们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人员太多，如果转变职能，使之不再是专政机构和管理机构，而像其它社会组织一样仅仅是社会服务机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的机构和人员，也没必要干那么多细微末节的、原本属于其它行业做的事情。政府机构从中央以下只需设省、县两级，其它中间机构统统裁掉，人员分流至社会服务体系中。至于省、县两级政府如何开展工作，现代化的手段足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四是建立科学可行的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机制。官员一律实行聘任制，不再终身制和职业化，对政府职员实行企业化管理。同时，加强司法和社会监督，用法治代替人治，把司法和反腐败与政党政治脱钩，从属于国家，并不断强化社会监督，将政府管理纳入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放权”不等于“放羊”，减少政府职能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目标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对声、色、货、利的极端贪欲，摧毁了一切道德规范。与此相应，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鼓吹非道德主义思想，否认道德的意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价值规律作为异己的力量操纵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人们日益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更深地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另一方面精神危机日益加深，吸毒、犯罪、精神病、性放荡到处蔓延，造成了“人性的堕落”。《焦虑的时代》提出一种理论，说人类实际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焦虑：在古代是一种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在中世纪，是一种犯罪感的焦虑；而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失去意义和价值之后所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意义无法加以回答，人失去了用以指明生活意义的精神核心。这正说明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人被异己的力量所支配，成了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只有消除对应的物质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落后迷信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农民不能成为领导阶级，也决定了改造农民教育农民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作为精神文明的传导者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也同样面临着世界观改造的庄严课题，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从落后迷信的小农意识中摆脱出来才能成为符合现代科学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干部。这些年所暴露出来的官员迷信问题，更说明了严防落后迷信小农意识侵蚀的任务已经非常急迫。
从人类发展的长河看，“官”最初只是个管理者，有了等级才有“官”。据晋•皇甫溢《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通鉴外记》记载，伏羲之后，中国社会延续了15个部落联盟时代，分别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通鉴外记》有，其他2书无)、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官”正是在这一阶段，随着疆域的扩大和管理职能的拓展而逐步产生的。
黄帝为伏羲氏的七十七世孙，他在统一各部落之后强化了政权的管理职能，相传他建立了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以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在使用人才上访贤、选贤、任能，因才使用。实行以法治国，设“礼文法度”、“治法而不变”，命力墨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恶极者判处斩首等。“官文化”由此完备起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官”文化，并在封建时代达到了极致，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几乎所有文化都有“官文化”的烙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消灭了阶级，但社会等级、差别和“官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体制还在，因此“官”和“官文化”还将继续存在，直到政治体制消亡为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官文化”依托“官制”而存在，建立“官制”是为了行使权力、和实施统治，因此“官文化”遵循和维护权力至上原则。“官”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所以要维护政权，行使最高统治者赋予的权力。权力至高无上，不容侵犯，它有暴力机器做后盾。“官文化”维护的是国家、阶级的利益和为此服务的等级尊卑秩序，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有效进行统治。所以“官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官制”，也就是政治体制。
中国的“官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官制”也最为复杂。在封建制国家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只凭皇帝一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对国家统治的，必须设官分职进行统治，于是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吏只对皇帝负责。官吏们依据等级地位的高下，分别成为拥有不同权限的权贵阶层。但他们不得以贵族的身份进行治理，而必须以皇帝的仆役资格行使治理。大小官吏的任免予夺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之下设置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上下两级官僚机构，中央政府是皇帝的辅政机构，主要设置宰辅、宰相及负责各方面事务的政务机构。在地方上，建有一整套由中央层层统摄的严密的地方统治机构。同时，为保证各级官僚机构有充分的人选及各级官员对皇帝尽忠尽责，还配备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选拔及职官管理制度。
“官制”是非常系统和复杂的，不同朝代各不相同。以清朝为例：一是设内阁，大致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的领导班子。内阁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二是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行政机构，各部长官（管部的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等）称堂官，部下属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主事一下的七品小京官称为司官。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相当于中央的直属机构。此外，还设有军事系统八旗和绿营、监查机构监察院，都非常复杂。地方行政机构大致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是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的高级地方官员，布政、按察是督、抚的属官，与督、抚平行的有驻防将军和提督学政，省以下官职的设置则更为复杂。
“官文化”是以“官制”为基础的，从组织结构外，“官文化”还包括官僚、衙署、公文、官服、官阶、官印、官吏选拔、官场礼仪和为官信条等形态。官僚即官吏，表面上代表的是制度与权力，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管理阶层。衙署是官吏办公的场所，但体现了“官制”和品阶，其结构和规格都必须符合“官制”、品阶和为官的境界要求。公文是公务活动的产物，是公府所作之文，是公事所用之文。官服是古代官员在正式场合的着装，不同的朝代各不相同，文官与武官也不相同，各有不同的标志。比如清朝，文官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鸬鹚、七品鸿漱、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官阶是官员的级别，清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制中最有代表性、最完善的，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官印是为官的凭证，包括皇帝的御宝、玉玺和金宝、各级朝官官印、地方行政官印、各级机构品官官员之印、军事机构军官官印、不入流的低级机构之印、诸侯割据政权印、少数民族政权印和农民起义政权之印等等。官员品级的高低主要从官印尺寸和质料来区别。官职越高，官印越大，权力就更大。御宝尺寸是百官之最高等级，是次于皇权的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印的两倍以上，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的御宝有金玉两种。秦以后天子的印独称玺，玉质。其它印不能用玉，这是玺印制度中对质料等级限定的开始，其制度几乎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之终。官吏的选拔也是“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封建王朝，选拔官员主要是通过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官文化”的血脉和灵魂：官信仰
对“官文化”而言，最为文化的不是那种能视的文化形态，而是为官的信条，如最高统治阶层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念，要求所有臣民必须“忠君爱国”、“精忠报国”；又如向社会各阶层灌输“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贵君轻”思想，以此来引导各级官吏注重民生、为民做主、维护社会公正。一句戏词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所以在封建社会里，为民做事成为“官文化”内在主导的一种追求境界。再如强调“官德”，也就是要求各级官吏注重职业操守，“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儒家文化主张家、国、人三者一体，要求人们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者务必心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务必公正，如孔子言：“政者，正也”，认为公正是从政的根本；务必清正廉洁、敬业奉献，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务必襟怀坦荡，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雅量；务必服从大局，肩负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为官的操守和信条是 “官文化”的血脉，也是“官文化”灵魂。
“官腐败”是“官文化”的一部分，“腐败文化”是“官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在“官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官场进退演绎出的“抬轿子”理论。就是在官场，许多官吏认为做官就是“抬轿子”，抬升了上司，就轮到自己坐轿子，由别人来抬，抬到自己升官了，再提拔抬自己的人，抬自己的人也成了坐轿子的人。所以官场上下历来都是彼此拍拍打打，官官相护，共同的目标就是都能升官发财。二是尿壶理论。就是做官者要有大气度，要有大气度必须学会做尿壶，上司有气往你壶里尿一泡，同事有气往你的壶里尿一泡，下级有时也会往你的壶里尿一泡。不管是谁的尿，你都忍受着，这样可以消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导致好好主义。许多官吏之所以愿意做尿壶，动机是为了自保，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站在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儒家中庸思想在“官文化”中的具体应用。三是为官之道。这个“道”指的是道路，实质上是为官者投机钻营、平步青云的套路。如旧官场流行的为官“四”字诀：“一副笑脸，两首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服”。说的就是为官者首先要学会逢迎；其次要有歪才，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左右逢源；其三是能喝酒，官场离不开吃吃喝喝，能喝酒是结交达官显贵所必须的；其四是把自己收拾利索，有一个好的形象。正如孔子所说：“文质彬彬而后君子。”
官文化”依托的是政治体制。所谓政治体制，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不尽相同。古代主要有奴隶主共和制、君主独裁制、封建制、君主独裁制四种类型；现代主要有独裁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总统制、总理制、社会主义共和制六种类型。
政治体制是“官文化”存在的基础，是政治体制培育出了“官文化”，“官文化”反过来又服务于政治体制，二者是一体的，密不可分。如果政治体制不存在了，“官文化”也就没有了。到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了政治体制，那么也就没有了“官文化”。所以“官文化”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到了现代，“官文化”虽然夹杂有旧内容和旧形体，但本质已有了很大不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都强调了政治民主，注重改善民生，突出社会服务，追求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难免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办法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整体上讲是有成效的，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符合现实需要的“官文化”作指导，现行的“官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新官僚的产生，他们衙署意识增强，官本位思想严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文山会海，多如牛毛，误国误民；等级森严，许多官员讲排场，官气十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官大一级压死人”现象还存在；干部选拔虽不再实行科举制，但各类公选虽选拔出了优秀人才，却误导了官员，许多人放下公干，把心思用在提高应考和应变的能力以及拉关系上，不再干实事，创实绩，处处走形式，追求面子工程，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更要命的是官场出现信仰危机，在许多官员那里，他们整日追名逐利，企望升官发财，想方设法打点贿赂，开通官道，以求平步青云。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做官呢？根本原因在于“官价值”，做官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具体讲：一是有大志者，思想境界高，想通过做官，建功立业；二是为了谋取利益。官大则权重，钱权可以交易，权能生财。“升官发财”说的就是升官能够发财，升官和发财二者是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为了权和财，许多官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是出于责任或者为了某种信仰，如为人民服务。前者是传统教人追求的境界；第二是私有制下官场杂生的一种境界，是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几千年官场存在的现实；后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这个特殊群体一向追求的境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对这一境界的诠释。但这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和时代是不合适宜的，无法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只能作为一种高于现实的信条和境界去追求。
在这三者中，明显第二占据主流，这使得官僚主义难以扼制，并且侵蚀和腐化了整个政治体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决：一是塑造新的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官文化”。要淡化“官文化”的等级色彩，减少对其他文化特别是生态文化的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德”体系和“为官之道”。要强化官场价值观念的指导，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切实把官由高高在上的“父母”变成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二是为“官崇拜”降温。官崇拜来自对权力的崇拜，为什么人们会崇拜权力呢？因为权力有决定的力量，能够产生财富，能够改变命运……一旦权力失去了这些功能，那么它也就会失去光彩和神秘。如果我们能够让钱权不能交易，做官无利可图，那么做官就会如其它社会职业一样，真正成为社会平等主体的一部分，人们看待官员就不在仰视，不再狂热；三是给官机构“瘦身”。我们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人员太多，如果转变职能，使之不再是专政机构和管理机构，而像其它社会组织一样仅仅是社会服务机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的机构和人员，也没必要干那么多细微末节的、原本属于其它行业做的事情。政府机构从中央以下只需设省、县两级，其它中间机构统统裁掉，人员分流至社会服务体系中。至于省、县两级政府如何开展工作，现代化的手段足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四是建立科学可行的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机制。官员一律实行聘任制，不再终身制和职业化，对政府职员实行企业化管理。同时，加强司法和社会监督，用法治代替人治，把司法和反腐败与政党政治脱钩，从属于国家，并不断强化社会监督，将政府管理纳入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放权”不等于“放羊”，减少政府职能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目标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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