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所学历史知识，分析民国史上两个“二十一条”之异同，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
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
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
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
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
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
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
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
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
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
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
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
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
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
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
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
，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
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
。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
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
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
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
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
，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
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
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
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
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
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
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
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
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
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
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
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
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
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
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
。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
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死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
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
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
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
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
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
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
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
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
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
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
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
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
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
》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
，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
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
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
。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
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
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
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
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
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
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
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
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
，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
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
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
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
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
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
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
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
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
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当前网址：https://verywind.cn/ee/eefjyjfrfyrjy3v2y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