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简述理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它兴起于北宋,尤其注重研究儒家的义理。与汉代董仲舒的儒学相比,理学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强调理欲、义利之辨,注重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以维护纲常名教、等级制度为目标,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2、道统说
道统说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它来源于唐代的韩愈。韩愈为了与佛教传法系统相抗衡,提出儒家也有一个传授“先王之道”的系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从而提出恢复先王之道,重建儒学的统治地位,以与佛教、道教抗衡。
理学家一般承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为儒学传道的正统。
3、理学体系的构建
儒学在孔子创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但这些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孔子并没有进行论证。此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儒学进行了论证,但在宋明理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学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骨干,同时借鉴佛教和道教有关理论成果,如接受佛教、禅宗的“观心”、“顿悟”,道家的“太极”、阴阳。利用这些外来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论证。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伦理原则终于变成了由形上学作基础的理论体系。
4、理学的概念
“理”是理学的基本概念。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他认为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是“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
“气”,指充满空间,构成万物的细微物质。张载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心”,指人的思维能力、思想、意识。理学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指人的各种情欲。
“性”,主要指人性。理学把“性”看作人的道德意识的本源。程颐认为,“性即是理”,朱熹认为,“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知行”,“知”指道德认识,“行”指道德践履。“知行”主要探讨伦理的致知与力行,强调人要知所当然,又要行所已知。强调“知行合一”。
5、“格物致知”与“伦理纲常”
格物致知:语出秦汉之际儒家著作《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宋明理学家把“格物”和“致知”作为重要的为学方法和修养方法。朱熹认为,“格物”即在事事物物之上考察其理。但认为“格物”穷理的终极目的不是求得具体事物的知识,而是要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久用力,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即对天理的全面体认。
伦理纲常:孔子所创儒学,已着重于伦理及为人处事之道。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宣扬“君臣父子夫妇之意,皆取诸阴阳之道。”宋承唐以后的五代之乱,国家重归一统,重建伦理纲常成为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因而也成为理学的主要内容。朱熹着重阐发了理学的纲常说。他从“理在事先”的命题出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他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统治和接受统治之理,强调“事亲须是孝” “事君须是忠”,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如果不合或违反其道,便是由于“人欲”的蒙蔽,须要“克欲”“穷理”,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朱熹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纲目,企图在“理”的名义下,劝诱人们通过“灭人欲”的自我修养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周密的伦理化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把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当作整个民族发展的知识源泉,全部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传统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这种学术研究,不是以实践为本位,不是以现实为本位,不是以民众为本位,而是以典籍为本位,以传统为本位,以君主为本位,这种研究,不仅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阻碍了社会发展。
(资料)
理学起于北宋,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同时而出,吸纳了道家和佛学的一些思想资料而归本于孔孟,建立了理学,到南宋初期,理学独盛,朱熹综合了周涨、二程之说,到南宋后期,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延续时间长,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漫长历程,其理论形态十分系统完善。它吸收了唐宋以前各种主流思想文化的精华,代表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同时其历史影响大,对整个中国古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是中国中古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它既是先秦、汉唐儒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外来异质思想文化选择、淘汰、吸收、整合的结果。理学不仅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主流思想,而且影响力延续至近现代,成为当代新儒学的直接的前身。
理学的诞生及其衍变,使中国本土哲学及先秦之后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股时代思潮,也是对我们现代中国人影响最巨大的那部分传统思想文化。
理学体现了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挑战,并化解了各方面的冲突。具体表现为:
其一,价值理想的挑战。唐末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二程朱熹所建构的“饮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切实化解了这一挑战。
其二,外来文明的挑战。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受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战。理学是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来,此后三教冲突就不如唐和宋初激烈了。
其三,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宋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的完善,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使这个转变受到传统经学的挑战。理学扫除《五经》为至人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学派众多的繁荣格局。
理学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如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理性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开放精神等。
理学的社会实践作用:
(1)为历代封建帝之所吹捧,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
(2)其客观唯心主义天理观,形成了从“理”出发和以“理”剪裁客观事物的理学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3)其所宣扬的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命”思想成为劳动人民沉重的精神枷锁。
(4)“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制造根据。
从明中叶开始,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已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要有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民主政治。理学在思想上鼓吹蒙昧主义,政治上鼓吹专制,所以封建社会末期,理学实质上成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直到近代仍然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1、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它兴起于北宋,尤其注重研究儒家的义理。与汉代董仲舒的儒学相比,理学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强调理欲、义利之辨,注重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以维护纲常名教、等级制度为目标,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2、道统说
道统说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它来源于唐代的韩愈。韩愈为了与佛教传法系统相抗衡,提出儒家也有一个传授“先王之道”的系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从而提出恢复先王之道,重建儒学的统治地位,以与佛教、道教抗衡。
理学家一般承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为儒学传道的正统。
3、理学体系的构建
儒学在孔子创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但这些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孔子并没有进行论证。此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儒学进行了论证,但在宋明理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学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骨干,同时借鉴佛教和道教有关理论成果,如接受佛教、禅宗的“观心”、“顿悟”,道家的“太极”、阴阳。利用这些外来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论证。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伦理原则终于变成了由形上学作基础的理论体系。
4、理学的概念
“理”是理学的基本概念。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他认为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是“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
“气”,指充满空间,构成万物的细微物质。张载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心”,指人的思维能力、思想、意识。理学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指人的各种情欲。
“性”,主要指人性。理学把“性”看作人的道德意识的本源。程颐认为,“性即是理”,朱熹认为,“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知行”,“知”指道德认识,“行”指道德践履。“知行”主要探讨伦理的致知与力行,强调人要知所当然,又要行所已知。强调“知行合一”。
5、“格物致知”与“伦理纲常”
格物致知:语出秦汉之际儒家著作《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宋明理学家把“格物”和“致知”作为重要的为学方法和修养方法。朱熹认为,“格物”即在事事物物之上考察其理。但认为“格物”穷理的终极目的不是求得具体事物的知识,而是要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久用力,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即对天理的全面体认。
伦理纲常:孔子所创儒学,已着重于伦理及为人处事之道。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宣扬“君臣父子夫妇之意,皆取诸阴阳之道。”宋承唐以后的五代之乱,国家重归一统,重建伦理纲常成为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因而也成为理学的主要内容。朱熹着重阐发了理学的纲常说。他从“理在事先”的命题出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他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统治和接受统治之理,强调“事亲须是孝” “事君须是忠”,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如果不合或违反其道,便是由于“人欲”的蒙蔽,须要“克欲”“穷理”,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朱熹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纲目,企图在“理”的名义下,劝诱人们通过“灭人欲”的自我修养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周密的伦理化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把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当作整个民族发展的知识源泉,全部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传统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这种学术研究,不是以实践为本位,不是以现实为本位,不是以民众为本位,而是以典籍为本位,以传统为本位,以君主为本位,这种研究,不仅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阻碍了社会发展。
(资料)
理学起于北宋,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同时而出,吸纳了道家和佛学的一些思想资料而归本于孔孟,建立了理学,到南宋初期,理学独盛,朱熹综合了周涨、二程之说,到南宋后期,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延续时间长,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漫长历程,其理论形态十分系统完善。它吸收了唐宋以前各种主流思想文化的精华,代表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同时其历史影响大,对整个中国古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是中国中古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它既是先秦、汉唐儒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外来异质思想文化选择、淘汰、吸收、整合的结果。理学不仅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主流思想,而且影响力延续至近现代,成为当代新儒学的直接的前身。
理学的诞生及其衍变,使中国本土哲学及先秦之后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股时代思潮,也是对我们现代中国人影响最巨大的那部分传统思想文化。
理学体现了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挑战,并化解了各方面的冲突。具体表现为:
其一,价值理想的挑战。唐末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二程朱熹所建构的“饮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切实化解了这一挑战。
其二,外来文明的挑战。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受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战。理学是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来,此后三教冲突就不如唐和宋初激烈了。
其三,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宋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的完善,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使这个转变受到传统经学的挑战。理学扫除《五经》为至人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学派众多的繁荣格局。
理学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如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理性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开放精神等。
理学的社会实践作用:
(1)为历代封建帝之所吹捧,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
(2)其客观唯心主义天理观,形成了从“理”出发和以“理”剪裁客观事物的理学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3)其所宣扬的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命”思想成为劳动人民沉重的精神枷锁。
(4)“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制造根据。
从明中叶开始,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已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要有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民主政治。理学在思想上鼓吹蒙昧主义,政治上鼓吹专制,所以封建社会末期,理学实质上成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直到近代仍然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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