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以前的君主、贵族、大臣，在去世之后，通常都会获得一个谥号。所谓谥号，从本质上说，乃是指国家根据逝者生前的功过是非给出的一个评价，通常是一至几个字不等，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而整一套拟谥的制度，就是谥法。
按近代学者王国维的研究，谥法起源于西周中期。之前是没有谥号的，像周文王、周武王，都不是谥号，而是国王生前的尊号。到秦朝时，秦始皇曾废除谥法：“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 但秦二世而亡，汉朝又恢复了谥法，从此延续至清末，最后随帝制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最后一位获得赐谥的士大夫，却是王国维先生，他于民初沉湖自尽后，溥仪感其“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赐谥“忠悫”。
谥法的成熟期与兴盛期是唐宋时代，标志是形成了一套周密的制度。按宋朝谥法，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具有获得赐谥的资格，三品以下的官员，原则上不给予赐谥。给谥的程序如下：“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以闻” 。
根据这一程序，王公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去世后，由亲属将其生平事迹撰写成书面报告（行状），递交尚书省考功司请谥；考功司收到申请后，将逝者行状送太常礼院议谥，由太常博士根据逝者行状拟谥；谥号拟好之后再送考功司复审，经尚书省全体礼官合议确认；然后送宰相核准，抄录成报告进呈皇帝过目，最后以天子的名义赐谥；议谥的过程中，礼官如果对所拟谥号有异议，可以提出反驳，这叫做“驳议”；亲属对所定谥号不满，也可以提出申诉，这叫做“论枉”。这么严谨的给谥程序，是唐宋时期才有的。唐宋之前，谥法并不严密；明清时期给大臣赐谥，则基本上由皇帝定夺。
由于谥号涉及对一名高级官员一生功罪的最后评定，“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于是有些“徼幸之徒”，临终之时，“自顾生无片善，死有百责，则诫其子孙不复请谥”；又有一些官员去世后，其子孙担心得到的是恶谥，也放弃了请谥：“近日臣僚薨卒，虽官品合该拟谥，其家子弟自知父祖别无善状，虑定谥之际斥其缪戾，皆不请谥”。为防止出现这种逃避“盖棺定论”的情况，宋朝实际上推行“亲属请谥”与“朝廷径谥”双轨制：“凡有臣寮薨谢，不必候本家请谥，并令有司举行。”也就是说，符合赐谥资格的官员，去世后即使其家属不请谥，朝廷也将按程序给予赐谥。
又由于拟谥的依据，主要乃是参考逝者的行状，宋人发现，行状“皆其亲旧之厚善者所作，虚美隐恶，人情不免。纵不虚美，尚书隐恶，有司信此以定谥，果能得其实乎”？为避免最后所赐之谥名实不符，宋哲宗时又增设了一道由史馆鉴定逝者行状的程序：“臣僚合得谥者，俟陈乞恩数于朝廷，即以姓名下礼部、太常寺定谥，仍许令关会史馆，以采其终始。如此，则名随实得，善恶俱张”。
总而之言，古人对谥号极重视，议谥的过程也比较复杂。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谥号，可不是随意想出来的。
按近代学者王国维的研究，谥法起源于西周中期。之前是没有谥号的，像周文王、周武王，都不是谥号，而是国王生前的尊号。到秦朝时，秦始皇曾废除谥法：“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 但秦二世而亡，汉朝又恢复了谥法，从此延续至清末，最后随帝制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最后一位获得赐谥的士大夫，却是王国维先生，他于民初沉湖自尽后，溥仪感其“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赐谥“忠悫”。
谥法的成熟期与兴盛期是唐宋时代，标志是形成了一套周密的制度。按宋朝谥法，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具有获得赐谥的资格，三品以下的官员，原则上不给予赐谥。给谥的程序如下：“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以闻” 。
根据这一程序，王公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去世后，由亲属将其生平事迹撰写成书面报告（行状），递交尚书省考功司请谥；考功司收到申请后，将逝者行状送太常礼院议谥，由太常博士根据逝者行状拟谥；谥号拟好之后再送考功司复审，经尚书省全体礼官合议确认；然后送宰相核准，抄录成报告进呈皇帝过目，最后以天子的名义赐谥；议谥的过程中，礼官如果对所拟谥号有异议，可以提出反驳，这叫做“驳议”；亲属对所定谥号不满，也可以提出申诉，这叫做“论枉”。这么严谨的给谥程序，是唐宋时期才有的。唐宋之前，谥法并不严密；明清时期给大臣赐谥，则基本上由皇帝定夺。
由于谥号涉及对一名高级官员一生功罪的最后评定，“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于是有些“徼幸之徒”，临终之时，“自顾生无片善，死有百责，则诫其子孙不复请谥”；又有一些官员去世后，其子孙担心得到的是恶谥，也放弃了请谥：“近日臣僚薨卒，虽官品合该拟谥，其家子弟自知父祖别无善状，虑定谥之际斥其缪戾，皆不请谥”。为防止出现这种逃避“盖棺定论”的情况，宋朝实际上推行“亲属请谥”与“朝廷径谥”双轨制：“凡有臣寮薨谢，不必候本家请谥，并令有司举行。”也就是说，符合赐谥资格的官员，去世后即使其家属不请谥，朝廷也将按程序给予赐谥。
又由于拟谥的依据，主要乃是参考逝者的行状，宋人发现，行状“皆其亲旧之厚善者所作，虚美隐恶，人情不免。纵不虚美，尚书隐恶，有司信此以定谥，果能得其实乎”？为避免最后所赐之谥名实不符，宋哲宗时又增设了一道由史馆鉴定逝者行状的程序：“臣僚合得谥者，俟陈乞恩数于朝廷，即以姓名下礼部、太常寺定谥，仍许令关会史馆，以采其终始。如此，则名随实得，善恶俱张”。
总而之言，古人对谥号极重视，议谥的过程也比较复杂。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谥号，可不是随意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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