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朝治军上盛行的过度管控的特点，是伴随着其王朝发展的历程而确立。其形成的根源错综复杂，既与宋朝的建国背景密不可分，更与统治集团施政路线的调整、转型存在直接的关联。宋朝治军特点的产生，肇始于宋初的立国形势。如所周知，唐末五代军阀割据、兵变频仍导致统治秩序败坏、皇权沦落的局面，皆因兵权失控下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如后晋时，大将安重荣曾直言: ''天子，那些强壮的臂膀和强壮的马匹应该这样做！''宋人题词的结论是：五代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用兵来统治世界的。力量在哪里，它就繁荣；力量在哪里，它就灭亡。''
宋朝自身即是因''陈桥兵变''建国，因此宋太祖君臣充分汲取以往教训，对兵权高度重视，在军事制度上开始推行分权制衡原则，严密控制武将和队伍，以防范积弊复发，宋朝治军的特点就此萌生。不过，宋太祖因抱有统一天下的志向，需要发挥队伍的战斗力和将帅的指挥积极性，故并未僵化、过度地执行制衡的规则。随着两次北伐辽朝战争的失败，宋太宗从此放弃了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转而以内部稳定与建设为主要追求目标，''崇文抑武''与''守内虚外''的治国理念就此形成。
宋代新施政路线
在新的施政路线引导下，宋朝不再追求统一四方的远大目标，队伍以维持域内稳定和对外防御为宗旨，其主要职责便是镇压内乱，而非与塞外强敌争锋，边防战略自然演化为全面消极的防御。宋太宗君臣为此曾多次检讨过对外用兵的历史教训，宋太宗还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悔意。在这种狭隘的内向统治趋势下，军事建设势必以秩序稳定为主题，因此对队伍与将领的控制力度加大，兵权制衡的原则也就更加受到重视。故诸如枢密院中并用文武的规则、滥用监军掣肘将帅的手段等，始于这一时期就不足为怪。可以说，在治军上管控过度，虽然降低了队伍的作战能力，具有明显的消极性，但因为有利于掌握队伍和将帅，并防止军事建设偏离施政路线，故宋太宗君臣才一意孤行，这正是其治军特点形成的主要根源。
事实上，宋太宗任用将领的一贯标准，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循谨''的特点：''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宋真宗登基后，在沿袭以往治国理念与边防战略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治军上的特点，并将其视为奉行不悖的祖宗之法。即使队伍因此在边防上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宋统治者也未改弦更张，如有官员针对束缚将帅的弊端指出。
议和带来的边境安宁
澶渊之盟后，宋统治集团满足于议和带来的边境安宁，依然没有对军事战略与治军原则加以改革，而是继续维持现状。如当有将领建议对西夏积极压制时，宋真宗询问大臣是否可行，宰相王旦坚持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便深以为然。宋真宗还要求武将自觉遵守军规，如宋真宗御制了武臣''敕七条''，细化了对各级将领的要求：''一曰修身，谓修饰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其职，侵扰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同，使齐心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犯禁。
''通过对这七条规则的分析，不难发现，关键在于修身养性、恪尽职守和所谓的尊严，即强调将军要有遵循原则的能力、恪尽职守的能力和控制下属的能力，其中没有一个涉及到将军们敢于出兵的内容。这无疑是对宋太宗''循谨''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宋真宗在落实各项治军原则的同时，又进一步在规则上予以深化。如在军事决策上，中书与枢密院大臣各自提议的做法，便成为惯例。自宋仁宗朝以降，传统治国理念的惯性思维日益根深蒂固，历经宋初三朝定型的军事原则也得以延续，并成为长期的治军特点。
以文驭武的规则进一步扩大化
总体而言，除了保持其他诸项制衡原则外，最突出的则是以文驭武的规则进一步扩大化，不仅在枢密院形成文臣主宰的格局，而且以文官统辖战区也近乎成为惯例。如北宋后期，在内地不断仿照河北、河东和陕西的文臣统军制度，崇宁四年（1105)，宋廷下令：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南辅为英昌府，东辅为襄邑县，东辅为拱州县，西辅为郑州市，北辅为蔡州市。其余的人都是按照帅、陈发三条路走的。''此后，宋廷下令在东南''依三路都总管法''。
宣和初年，宋廷还下令对西部前线存在个别武将充任指挥官的情况加以纠正，''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即使在宋神宗、宋孝宗朝意欲奋发图强之时，甚至南宋中后期宰相兼任枢密使后，其基本治军原则亦未能放弃。宋人还批驳了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钳制将帅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
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之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纵然在南宋初国难当头之际，翰林学士汪藻仍建议削夺将帅兵权，恢复文臣控制武将的传统。宋高宗虽一时不得不倚重将领抗金，但始终处心积虑恢复旧制，实非偶然。宋朝历史上，在推行制衡原则下形成了管控过度的治军特点，其成效可用双刃剑来概括。
一方面，这种特点有利于控制兵权，使队伍成为服务内政的顺从工具，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割据、兵变争夺因素的发酵，从而维持了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并保障了文治发展路线的长存。如北宋人所指出：''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之故。''但另一方面，这种治军特点却降低了队伍的战斗力，不利于国家防卫能力的发挥，从而直接造成边防的长期困境，两宋先后亡于边患，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总而言之，宋朝呈现出文盛武衰的时代特征，长期遭受外患压迫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体现，而其治军上的问题又与边防困境存在密切的关联。南宋学者叶适曾深刻地指出：''对于立国养民的人来说，其目的是惩罚和创造五季，以纠正唐末的错误。那些细致入微的人，那些秘密的人，那些握手和抬脚的人往往是被禁止的。儒家思想在文学中被使用，正义被用作补充。人们的心越来越软，士气越来越懒，才能越来越弱。''此话其实已触及宋朝治军特点的根源。事实上，宋人也清醒地意识到本朝施政的得失，如吕祖谦所承认的：''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