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朝治军上盛行的过度管控的特点,是伴随着其王朝发展的历程而确立。其形成的根源错综复杂,既与宋朝的建国背景密不可分,更与统治集团施政路线的调整、转型存在直接的关联。宋朝治军特点的产生,肇始于宋初的立国形势。如所周知,唐末五代军阀割据、兵变频仍导致统治秩序败坏、皇权沦落的局面,皆因兵权失控下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如后晋时,大将安重荣曾直言: ''天子,那些强壮的臂膀和强壮的马匹应该这样做!''宋人题词的结论是:五代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用兵来统治世界的。力量在哪里,它就繁荣;力量在哪里,它就灭亡。''
宋朝自身即是因''陈桥兵变''建国,因此宋太祖君臣充分汲取以往教训,对兵权高度重视,在军事制度上开始推行分权制衡原则,严密控制武将和队伍,以防范积弊复发,宋朝治军的特点就此萌生。不过,宋太祖因抱有统一天下的志向,需要发挥队伍的战斗力和将帅的指挥积极性,故并未僵化、过度地执行制衡的规则。随着两次北伐辽朝战争的失败,宋太宗从此放弃了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转而以内部稳定与建设为主要追求目标,''崇文抑武''与''守内虚外''的治国理念就此形成。
宋代新施政路线
在新的施政路线引导下,宋朝不再追求统一四方的远大目标,队伍以维持域内稳定和对外防御为宗旨,其主要职责便是镇压内乱,而非与塞外强敌争锋,边防战略自然演化为全面消极的防御。宋太宗君臣为此曾多次检讨过对外用兵的历史教训,宋太宗还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悔意。在这种狭隘的内向统治趋势下,军事建设势必以秩序稳定为主题,因此对队伍与将领的控制力度加大,兵权制衡的原则也就更加受到重视。故诸如枢密院中并用文武的规则、滥用监军掣肘将帅的手段等,始于这一时期就不足为怪。可以说,在治军上管控过度,虽然降低了队伍的作战能力,具有明显的消极性,但因为有利于掌握队伍和将帅,并防止军事建设偏离施政路线,故宋太宗君臣才一意孤行,这正是其治军特点形成的主要根源。
事实上,宋太宗任用将领的一贯标准,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循谨''的特点:''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宋真宗登基后,在沿袭以往治国理念与边防战略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治军上的特点,并将其视为奉行不悖的祖宗之法。即使队伍因此在边防上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宋统治者也未改弦更张,如有官员针对束缚将帅的弊端指出。
议和带来的边境安宁
澶渊之盟后,宋统治集团满足于议和带来的边境安宁,依然没有对军事战略与治军原则加以改革,而是继续维持现状。如当有将领建议对西夏积极压制时,宋真宗询问大臣是否可行,宰相王旦坚持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便深以为然。宋真宗还要求武将自觉遵守军规,如宋真宗御制了武臣''敕七条'',细化了对各级将领的要求:''一曰修身,谓修饰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其职,侵扰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同,使齐心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犯禁。
''通过对这七条规则的分析,不难发现,关键在于修身养性、恪尽职守和所谓的尊严,即强调将军要有遵循原则的能力、恪尽职守的能力和控制下属的能力,其中没有一个涉及到将军们敢于出兵的内容。这无疑是对宋太宗''循谨''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宋真宗在落实各项治军原则的同时,又进一步在规则上予以深化。如在军事决策上,中书与枢密院大臣各自提议的做法,便成为惯例。自宋仁宗朝以降,传统治国理念的惯性思维日益根深蒂固,历经宋初三朝定型的军事原则也得以延续,并成为长期的治军特点。
以文驭武的规则进一步扩大化
总体而言,除了保持其他诸项制衡原则外,最突出的则是以文驭武的规则进一步扩大化,不仅在枢密院形成文臣主宰的格局,而且以文官统辖战区也近乎成为惯例。如北宋后期,在内地不断仿照河北、河东和陕西的文臣统军制度,崇宁四年(1105),宋廷下令: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南辅为英昌府,东辅为襄邑县,东辅为拱州县,西辅为郑州市,北辅为蔡州市。其余的人都是按照帅、陈发三条路走的。''此后,宋廷下令在东南''依三路都总管法''。
宣和初年,宋廷还下令对西部前线存在个别武将充任指挥官的情况加以纠正,''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即使在宋神宗、宋孝宗朝意欲奋发图强之时,甚至南宋中后期宰相兼任枢密使后,其基本治军原则亦未能放弃。宋人还批驳了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钳制将帅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
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之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纵然在南宋初国难当头之际,翰林学士汪藻仍建议削夺将帅兵权,恢复文臣控制武将的传统。宋高宗虽一时不得不倚重将领抗金,但始终处心积虑恢复旧制,实非偶然。宋朝历史上,在推行制衡原则下形成了管控过度的治军特点,其成效可用双刃剑来概括。
一方面,这种特点有利于控制兵权,使队伍成为服务内政的顺从工具,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割据、兵变争夺因素的发酵,从而维持了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并保障了文治发展路线的长存。如北宋人所指出:''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之故。''但另一方面,这种治军特点却降低了队伍的战斗力,不利于国家防卫能力的发挥,从而直接造成边防的长期困境,两宋先后亡于边患,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总而言之,宋朝呈现出文盛武衰的时代特征,长期遭受外患压迫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体现,而其治军上的问题又与边防困境存在密切的关联。南宋学者叶适曾深刻地指出:''对于立国养民的人来说,其目的是惩罚和创造五季,以纠正唐末的错误。那些细致入微的人,那些秘密的人,那些握手和抬脚的人往往是被禁止的。儒家思想在文学中被使用,正义被用作补充。人们的心越来越软,士气越来越懒,才能越来越弱。''此话其实已触及宋朝治军特点的根源。事实上,宋人也清醒地意识到本朝施政的得失,如吕祖谦所承认的:''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